我们常见的介绍日本发展的书，有两本。一本是美国作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另一本是戴季陶的《日本论》。后者是一百多页的小册子，篇幅不大，名气却不小，被人评价为研究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展的力作（包括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的根源及日本人性格养成），其好评超越了《菊与刀》。

　　《菊与刀》写作背景

　　鲁思最大的遗憾是终其一生没去过日本，她对日本的观点和结论都是建立在文字材料或者访谈基础上的。

　　当时的亚洲依然保持着谨慎的封闭，反对变化，抵制改革则以中国等一系列东亚国家为甚。相比较下，原本中世纪愚昧落后的欧洲反倒最先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破除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欧洲表现出的繁荣与亚洲的沉寂在近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时光进入19世纪西方殖民者已经在亚洲很多国家建起殖民地，亚洲为自己的保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止到二十世纪初印度已经被英国完全控制长达一个多世纪，印尼被荷兰人占领，菲律宾是美国人的殖民地，中国则是全部西方国家争夺较量的对象，众多被殖民国家中唯独没有日本！

　　近代日本国力的异军突起是举世瞩目的，通过明治维新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国富民强的目标。也是亚洲近代唯一一个成功走向对外殖民和以武力征服作为立国之本的军国主义国家。二战的爆发从主流观点来看是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一场共同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也确实结束了西方国家对亚洲的殖民侵略。在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打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帜，在东南亚国家中起到了一种鼓舞人民的情绪。就像当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所说的那句名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样，二战之初，日本政府也曾发出过类似的论调。可是随着战争深入，日本军残暴嗜杀的暴行表现在了对待殖民地人民的态度上。这使亚洲人民彻底失去了对于日本的期望，转而携起手来共同反抗日本，并最终取得了对日本的胜利。

　　不过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表现出令人恐怖的战斗力，顽强的意志，耐劳的精神都让西方国家为之震惊。此时人们才想起这个人口数量如此之少偏僻小岛国竟能爆发出如此力量，的确是值得做深入的研究。

　　鲁思的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完成的。

　　《日本论》扎实基础

　　而戴院长呢？其成长经历与鲁思有很大的不同。戴出生于1891年，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巨大威胁之中。甲午战争后，中国留学生出于对日本迅速崛起的一种反思，开始把日本作为进修的目的地。戴于15岁那年也赶赴日本留学。此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打败俄国，获得半个库页岛在内的部分远东领土，而且取代俄国获得了在东北境内的筑路权，日本国内一片欢腾，中俄却备受打击。

　　戴院长在日本留学阶段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民众都做了深入的实地观察。因经费问题，戴没有完成学业便回国。他人生中三观形成的重要阶段都是在日本完成的，据说戴的日语好到住在他隔壁的日本人都听不出他是一个中国人。回国后的戴跟随孙中山先生走南闯北，参加了许多重要事件，例如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以及《民权报》的创办等。孙中山多次往来于中日之间，每每来到日本，戴必是随行人员之一，孙中山与许多日本政要之间的会晤与交流，戴也是作为翻译而参与其中。在这些外事活动中戴与许多日本领导人如桂太郎、犬养毅、田中义一、秋山真之等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是中国近代实实在在的“日本通”这样一个有着如此阅历的人写的关于介绍日本的书自然是权威的和全面的。

　　日本崛起的背后

　　日本近代崛起于明治维新，开始于距今145年前的1868年。当时的明治天皇还是个小孩子，未成年人，所以真正推动日本改革的是那些来自长、萨两番的倒幕武士，他们的动力来自于一方面对幕府腐败无能统治的不满，一方面对自己前途的忧虑，更是对以美国黑船为代表的西方侵略势力的回应与反抗，明治维新的特点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器物制度和科学技术，殖产兴业，发展教育，加入世界贸易体系。

　　日本的学习可谓彻底，这与它本国的环境以及历史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日本地处远东地区，四面环海，远离大陆，跟朝鲜对望的对马海峡也有将近一百公里的距离。这样一座孤岛远离当时的文明中心，发展起来自然滞后。日本对于自身的落后有很清醒的认识，而且随着中国以及印度的文明源源不断的从朝鲜半岛传递至日本列岛之后，这样落后于他人的意识就更加强烈。

　　这样就激发了日本人学习热情，从当年不断派出遣唐使这一点就能看出，这种学习贯穿于日本发展的始终。而且日本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并非是生搬硬套别国经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将学习来的成果与日本的国情民情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属于本国的独特的文化。日本的文化能够看到中国，印度，朝鲜的影子却又不完全像，比如语言方面大量使用汉字，却加入拼音的假名。将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印度的佛教教义结合又加入了本国的泛神崇拜形成了独特的神道教，士农工商四阶级的划分来自于中国，由此发展出武士阶层，并形成了独特的武士道精神。

　　这些都是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的本土化的证明，正是因为历史上的这些特点才使得日本在全民西化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外来文明与本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大规模冲突和矛盾（历史倒车现象也是有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清水谷遇刺身亡便是证明），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阻碍改革的倒退势力的影响，明治维新在日本的成功，是有它深层的原因的。

　　反观中国，一向就有地大物博的美誉，这也让我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而不需要与外国主动交流，再加上中国地处大陆，本身就是文明中心，周边国家长时间的朝贡也增加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但也埋下了逢变故不愿改变不愿承认落后现实墨守成规的种子。中国有的是革命，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推翻失去天命的统治，再造新朝，但新朝所实行的制度却往往是被推翻王朝的翻版，尤其是那些统治时间长达两个世纪以上的政权都成为后来者效仿的对象。所以中国的古代史只是王朝更迭史，是历史车轮的循环往复运动，像旧落地钟那样，钟摆从一边摆向另一边，单调的重复罢了。

　　而日本有改革却没有革命，改革一般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一直处于相对落后保守的境地，部落之间、军阀之间长时间为了争权夺利而发动战争，破坏力极大。那些占有土地的大地主纷纷建立起庄园，将控制的土地包围起来，挖出护城河，设置警卫塔，并雇用专门的人来从事庄园的监督管理工作，这些被雇用的人统称为武士，日语读作Samurai。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沦为佃农，长期受到地主和武士的压迫和剥削，落后的经济和制度，以及地处文明中心的边缘地带使得日本迫切需要改变现状。

　　另一方面武家统治建立之后，尤其是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实现了制度上的大一统，相对狭小的国土，使得人员分布相对集中，这也使得改革措施能够在全国范围得到有效的推广和执行，不会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

　　第三方面长期的等级制使得日本国民养成了对强者顺从和谦恭的习惯，农民的反抗只是为了缓解官方在地租上的过分压迫，但绝没有要推翻政府的想法，这里也有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贡献。神道教产生于日本本土，它是由日本的泛神崇拜与来自中国的儒家学说以及道教思想再加入印度的佛教文明一起调和出来的独特信仰。神道教强调日本是由天照大神创造的，所有日本人都是神的子民，而天皇则是神的后代，有统治日本的法统，为日本最高精神和政治领袖。神道教在日本影响非常深远，几乎每个人日本人都是其信徒，明治维新期间政府以天皇的名义进行改革，所受到的阻力是相当小的，这也使得日本的改革比较彻底。

　　在中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步履维艰时，日本则能够轻松上阵，整个国家从上至下一起改变，一位明治时期来到日本的西方人曾这样问过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你们日本历史的起点在哪里？”那位日本人的回答可谓精辟“我们日本的历史从今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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