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顾名思义是“帝国”的对立面；“民国政治”的核心是民权与民主；“帝国政治”的核心是君权与专制。所以，“清廷为什么会被民国取代”这个问题的实质有二：其一，“民权和民主”何以会取代“君权和专制”，成为晚清朝野知识分子的共识；其二，清廷为何自身不能发育出民权与民主，而只能被新政权取代。梳理“民权”思想在晚清朝野的流变过程，可以解答这两个问题。
1、1895年前后，革命党人孙中山对“造成民国”还毫无兴趣
国人最早于何时萌发出要造一个新“民国”来取代旧“帝国”的意愿？这个问题无法考据，毕竟不能把当日每个国人的政治理念一一弄清。但至少在1895年之前，作为当时最具声望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民国”还没有任何概念。他满脑子所想，每日里所做的，仅仅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换言之，他的革命目标，不过是“排满”罢了。至于“排满”成功之后怎么办，孙氏觉得，找个汉人做皇帝也挺好。
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孙氏本人并不隐讳。1910年，他在与刘成禺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我青年时代主张只要推翻满清统治，汉人做皇帝也可以拥戴。当时与我结为莫逆之交的杨衢云，则表示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次为此发生激烈争论，杨衢云揪住我的辫子，要跟我动武。现在杨衢云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继承其志，发誓要建成民国，有帝制自为者，我必定要加以讨伐。”
孙氏与杨衢云发生交集，是在1895年于香港联手设立兴中会。按孙氏自述，其革命目标重新定位为“造成民国”，是深受了杨衢云的影响。这影响的过程之激烈，甚至到了动粗的程度。由此不难看出孙氏在1895年之前，对“民国”其实毫无概念，更谈不上有任何信仰。孙氏如此，1895年前后的国人，对“民国”的认知程度可想而知。
2、1898年维新，官方闭口不谈“民权”，但民间对“民权”的热情已初具规模
1898年的百日维新，就其最终付诸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无非是振兴工商业、练兵、兴学校、变科举而已，与“振兴民权”毫无关系。以往说起戊戌维新，总讲它是“资产阶级改良”，它的目标是要实现“君主立宪”，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很可笑，既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与其中，实际举措里也没有丝毫“君主立宪”的味道（所谓“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扩张民权、限制君权）。不但具体的维新举措里没有任何“主张民权”的内容，即便是作为一种愿望，“主张民权”也丝毫未曾体现在数量众多的上书之中——即便那些上书中提到“开议会”这样的字眼。
对此，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茅海建先生有过一段总结：“在我所见的275件上书中，论及议会者不过以上数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尽管从其他材料来看，当时人对议会的议论颇多，而在正式上书中，言及议会者很少。在有限的议论中，并没有涉及到西方代议制之根本，即议会的权力及议员的产生方法，更未谈及议会之理念，即‘主权在民’。他们的心目中，西方议会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与中国古代的君主‘询谋’是相接近的。”当然，说得最直白的，莫过于“维新旗手”康有为，他在《国闻报》上刊登文章《答人论议院书》，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议院、兴民权”，说什么“议院这个东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于国权全部汇聚于议院，而政务运作行之有效。但我窃以为议院制度在中国不可行。天下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今日那些主张议院，主张民权之人，实乃帮助守旧派自亡其国之人。”
与朝堂之上，也就是体制内官员闭口不言“民权”相反，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对“民权”的追捧则已颇具规模。譬如：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时，即怀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之志，日日以“民权”激励学子，将当世政治体制视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又如唐才常曾说：“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甚至被后世目为顽固派知识分子的叶德辉，也曾说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严复说得最露骨：君既然出于民“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梁、唐二人当时均系革命党，而叶、严二人则是典型的改革派；可见当日改革派与革命党均以“扩张民权”为终极目标。
3、1900年国难，使体制内改革派痛感国家亟需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
1900年的巨大灾难，对帝国的民意而言，是一道极为关键的分水岭。孙中山对此深有感触，他曾比较过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与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的民心之别，深有感慨地说，同样是失败的起义，民意的反馈却大不相同。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氏因此感到“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民意的这种巨大变化，在体制内也有相似的体现。庚子年前，体制内改革派私下里或许对“兴民权”极感兴趣，但公开的奏折里，却从来不敢提这三个字，非但不敢提，每每谈及“议院”一类事物，必然要一再申明其只是一种“智囊机构”而已，绝不会对至高无上的君权造成任何损害。但1900年的巨大灾难，让许多体制内改革派对朝廷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彻底丧失了信任。乱局起后，东南督抚们敢于抗旨，拒绝北上“勤王”，而擅自搞“东南互保”，本就是对朝廷“寡头专制决策机制”的一种否定。而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则是希望用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来取代旧的祸国殃民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陶模说：“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很明显，陶模设想中的“议院”，拥有国家政务的决策权，“政府”拥有的则只是执行权。
陶模的这种要求，与当时的民间舆论遥相呼应。梁启超说“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浙江潮》杂志刊文说“立宪政体之要素，在人民有参政权”；《大公报》说：“图治之根源，首在立宪法，予民权。如此……则中国之前途或犹可补救于万一”；……
但对朝廷来说，开议院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接受的。自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清末新政其实只干了四件事情：1、整饬吏治，调整机构；2、整顿军队，编练新军；3、振兴实业，奖励工商；4、改革教育体制，变更人才选拔方式。这些内容，其实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戊戌年这些举措没有能够深入搞下去罢了。而对朝野内外要求“立宪法、开议院”的呼声，“寡头专制决策层”的态度是充耳不闻。慈禧很明白：“立宪法、开议院”，对国家而言，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对“寡头专制决策层”而言，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4、1905年废除科举，传统士绅不得不向“议员”转型，“民权”呼声随之高涨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给了很多体制内、外知识分子“证明”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的机会，但这种“证明”，知识分子自己并不一定信，朝廷则根本不信。因为遍观当日的评论文章，并没有人能够讲出一种使人信服的逻辑，来解释日本战胜俄国，确确实实主要是因为政体的差异。尽管如此，日俄战争仍然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追求——这场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而中国无力抗议，竟只能耻辱地宣布“保持中立”的战争，对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的刺激可想而知——1905年，帝国8位总督当中，已有5位明确上奏要求朝廷“立宪”了。迫于此种压力，1906年，朝廷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
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因“预备立宪”而颁布的《各省谘议局章程》里，朝廷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稍后的统计数据，也证实清廷的这一规定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在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一般占到了议员数的90.9%以上（据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统计）。
朝廷此举看似得计，其实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05年的废除科举是“破”，1906年的预备立宪是“立”，破立之际，正是“旧帝国”向“新民国”转换的关键。但朝廷没有认真处理好这个关键。一破一立之间，支撑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也就是传统士绅们，本已平静完成自身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从传统士大夫蜕变成了近代民权、宪政政治里的“议员”；如果朝廷能够主动、顺利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从以“君权神授”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传统中国，转型为以“民主宪政”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近代中国，则可以与已完成转型的传统士绅完全接榫，从而实现从“帝国”到“民国”的平稳过渡。但可惜的是，朝廷最终拒绝以民主宪政为核心来构筑自己新的政权合法性——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如此也就不难理解1906年“改革”、“立宪”等名词在媒体上的使用次数的大爆发（据金观涛教授约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关键词搜索结果统计）；更不难理解传统士绅在1906年之后，为何高度热衷于呼吁朝廷尽快兑现“立宪”的诺言：落实了“立宪”，才能落实他们的“议员”地位。
5、1908年，朝廷用“日式立宪”搪塞立宪派，反激起立宪派对“民权”的狂热呼吁
1906年“预备立宪”的诏书颁布下去之后，无论朝廷是否愿意，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总要有个兑现。一方面要兑现承诺，一方面又不愿意真交出君权、承认民权，朝廷的办法是偷天换日，用“日式立宪”来搪塞要求搞“英式立宪”的体制内改革派。
“日式立宪”实际上就是明治维新，其核心是“废藩置县”，即把权力从地方（诸藩）收归中央，建立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当然，其中也有许多学习西方的内容，但无外乎是效仿西方发展工商业的模式、效仿西方兴办教育的模式、效仿西方的练兵模式而已。显然，这与体制内立宪派所要求的 “英式立宪”，相差甚远——立宪派们固然并不完全明白“英式立宪”的真谛（其实英人当年也还在摸索），但“限制君权、扩大民权”这一点绝对是共识。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实现了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这种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本是立宪派们要革掉的旧体制，朝廷反以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没有比这更滑稽的改革了。
但朝廷终究一意孤行，于1908年出台了“日式立宪”的《钦定宪法大纲》，满篇皆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君权之嚣张，对照民权之仄逼，实在过于鲜明。所以，作为反击，待1909年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尘埃落定，1910年，在各省咨议局的领导下，接连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朝廷的一意孤行引来了立宪派对“民权”更强烈的呼吁和索求。
6、1911年，立宪派意识到不可能从清廷手里获得“民权”，遂与革命党联手造就民国
很显然，虽然朝廷和立宪派都在讲“立宪”，但两者的差别之大，其实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相反，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诉求，反倒没有多大差异。革命党之为革命党，在于其选择暴力手段欲推翻清廷，对这种选择，革命党人陈天华曾有一个三段论式的解释：1、“鄙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其目的者，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合也”；2、“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3、“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云，仍为政治问题也。”陈氏的意思很明白：自己虽然选择暴力排满，貌似以“民族主义”为先，其实，暴力排满不过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手段罢了；而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更何况，除了终极政治诉求相同之外，立宪派和革命党在实现终极政治诉求的手段选择上其实也非常相似：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需要经历一个“开明专制的阶段”；孙中山则主张先搞一段一党专制的“训政”。
正因为“英式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武昌的枪声响起之后，由本地乡绅，也就是由立宪派掌控的各省咨议局，在没有任何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迅速行动起来，或领导宣布独立（如云南、福建），或抵制进攻革命党（如广东），或劝说、迫使巡抚独立（如浙江、安徽、贵州）……与革命党联手推翻了清廷。
咨议局是清廷在“预备立宪”阶段设立的地方民意机构，咨议局在辛亥年的集体倒戈，既意味着清廷丧失了合法性，也意味着民国的诞生有着极为充分的“民意基础”——当然，这种“民意基础”主要集中于精英知识分子，包括激进的革命党知识分子和保守的立宪派知识分子。至于底层民众，他们虽然因为痛恨“清末新政”（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而乐于看到清廷的垮台，但对“民权”、“民国”，却并无多少主动的需求。这恐怕也正是民国成立后民主政治迟迟难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7、严重缺乏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无论是民国还是清廷，都不可能造就真正的民主政治
廓清了民国诞生的真实民意逻辑，就不难发现，当下大陆知识界流行的许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有多么不靠谱。譬如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比如，那时制订的法律，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信睿》第六期，2011年8月）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有三。其一，将革命与改良简单视作对立面，仿佛二者水火不容。其实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晚清的最后十年里，革命与改良实乃一体两面。如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拥护改良的《大公报》刊文称“实为可贺”，理由是：“贺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宪也”；满族亲贵奕劻、端方也说，必须要加快立宪步伐，如此才能消弭革命党的影响力。其二，将辛亥革命单纯看作革命党的产物。殊不知，相对于此前失败的黄花岗等历次起义，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强大，其之所以能够使清廷瞬间土崩瓦解，恰恰在于立宪派在经历了1908年之后的种种绝望之后，选择了与革命党站在一起。没有立宪派的及时响应，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立宪派们自己当年都绝望放弃了清廷，后人却仍在幻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岂不可笑？其三，并不区分立宪派的改良和朝廷的改良之间的巨大区别，须知，若没有立宪派的支持，朝廷岂能以一副空架子将改良落实到基层？
当然，不可否认，民国成立之后，出现了太多太多的问题。但若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调转头去否定辛亥革命，喊什么“告别革命”的口号，恐怕就有些滑稽。设想一下：即便没有武昌的一声枪响，让立宪派继续他们的“英式立宪”梦，其情形与1912年的民国，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政坛上活跃的还是同样的一群演员，同样的几股势力，同样的政治游戏规则，何以就能保证其结果一定会比革命而生的民国更好呢？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革命”上，而在于当时的社会基础。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一种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生，需要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当时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约解决冲突的文化传统，又不存在一个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就思想引入来说，当时也没有做好准备。”甚至于连用白话文办报这样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条件，也还要等到五四时期才稍有改善，幻想在1912年就实现民主政治，未免太天真了些；而因为没实现民主政治，又把责任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头上，则未免更天真了——正好比渔夫雨天带着直钩出门钓鱼，没钓到鱼然后怪天不该下雨，然后唠唠叨叨说什么若是晴天肯定就钓到了；可事实上没钓到鱼跟天气哪里有半毛钱的关系呢？社会基础那么差，1909年调查具有选民资格者竟不足总人口的0.4%，这样的大环境下民主政治如何可能搞得起来？换句话说，在1911年前后，无论是被推翻的清廷，还是新成立的民国，其实都没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
但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当民主政治成为时代的“政治正确”，清廷愈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更何况其主观上根本无意搞民主政治），革命的正当性和号召力就会越来越大——尽管革命最后限于社会基础，也并不能真正建立民主政治，但这已是后话。革命党会收获越来越多的正当性，立宪派会与朝廷的离心力会越来越大，这个趋势，终有一天会发展到将朝廷拉下马来。
结语：
既如此，辛亥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不妨参考辛亥后的第一个十年的双十节梁启超的意见：“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
没有拔高，也没有贬低，“自觉”还远远不够,“自觉”也已经很不容易。这样一段出自立宪派领袖的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可谓再中肯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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