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从两广一路北上，冲破重重险阻，于1853年1月攻占武昌后，继续向何方进军，定都于何地成为决策者们必须慎重考虑的重大问题。观览中国地势，自古以来有四个地方是成大业的基地——东南之南京、北方之北京、西北之西安、中原之洛阳(开封)。有三条路摆在决策者们面前：一是趁着势头正盛，甩开南方的清军，一鼓作气，北上攻取河南，据有中原，再迅速直捣北京。(此时湘军也还没成气候);二是借鉴李自成先例，远征西安，再图四川，巩固基地，伺机经山西取北京;三是借鉴朱元璋先例，顺江东下直取南京，经营东南地区。虽然战略会从攻势转向守势，但富饶的江浙地区足以维持鼎足之势。
究竟应该在哪里定都，决策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天王洪秀全熟知历史，一直打算入主中原，认为“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卞三娘、罗日纲等将领也主张北上取河南，“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
东王杨秀清则主张往东南方向进攻，定都于南京。“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拢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
就在各执一端的时候，一个湖南籍的老水手毛遂自荐，大声向杨秀清建言不应该去河南，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最后杨秀清假托上帝下凡的名义发布进攻东南的命令，并指示丞相何震川等人写作《建天京于金陵论》，阐述定都南京的重大意义，为自己的决策营造舆论。于是五十多万头裹红巾的太平军从武昌兵分三路向东南方向进攻，一路水军顺流东下，两路陆军沿长江南北两岸并进，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浩浩汤汤、势不可挡，于3月攻占南京，造就天京与北京成十几年鼎足之势的局面。
定都南京的不利之处：一是偏安于东南一隅，战略被动。固然可凭借长江天险防守，但这样的战略出发点是防守，会丧失主动权。而革命战争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不断扩大战果和影响力，吸引越来越多的拥护者，否则难以为继;二是南京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攻占南京给清廷很大的震动和惊醒，容易树敌太多。南京又毗邻江浙、上海等沿海地区，定都南京会过早引起列强的干涉，四面受敌;三是定都南京容易分散精力。太平军必须东征以获得江浙的财富，必须北伐打击对方的统治中心，必须西征以控制长江上游的九江、安庆等军事要地，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后来清廷也将计就计，设立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围困南京，又攻克东面重镇安庆，形成包围圈，也顺长江而下直取南京，终至太平天国覆灭。
外交决策分析学认为集团利益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战争能给军工企业带来巨额的利益，因而军工复合体是美国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推手。定都南京才有水军的用武之地，老水手可能受职业思维影响，或从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角度出发而建言定都南京，步兵或骑兵则很可能会建议北上中原、定都河南。再看二战时的日本，当时日本政军界有两个战略选择：一是北进战略，发动大陆战争，进攻中国和苏联;一是南进战略，发动太平洋战争击败美国和英国在亚太的势力，南下全面占领东南亚。为了各自部门利益、集团事业的发展，日本陆军倾向于北进战略，而日本海军则倾向于南进战略，因此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投放了大量军力，而日本海军也最终袭击了美国珍珠港，挑起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
再看朱元璋定都南京和洪杨定都南京后采取的战略。常遇春主张直捣北京，朱元璋认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离，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而太平天国则偏师北伐，急于希望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北方，虽然一路上兵员数量一度得到扩编充实，但终究寡不敌众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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