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的广东方言中，“花”是对女性的谑称，如一村最美者为“村花”，娼妓被叫做“花姐”，烟馆女招待被称为“烟花”。与“猪仔”相对应，那些在苦力贸易中被掠卖出洋的女子，则被叫做“猪花”。

　　与“猪仔”相比，“猪花”可谓鲜为人知。近年，随着华工史研究的深入，“猪花”的血泪史渐渐浮现出来。事实上，“猪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往往比“猪仔”还要低贱、凄惨和可怜。

　　被绑架和拐卖的“猪花”

　　据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记载，我国明清两代都实行闭关禁海政策，严禁妇女出海。1614年，明朝勒石禁止新旧洋商收买中国女子，否则治罪。清朝前期也严禁洋人贩卖子女。

　　但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大批“猪仔”被贩卖出洋，一些洋人担心如无“猪花”，“猪仔”贸易也会停止，高额的利润就无法获得。为此，他们想尽办法要使“猪仔”长期束缚在他们的种植园或矿山里，诱使“猪花”一同出洋。办法是给“猪仔”提供一笔钱去购买女子，结为夫妇。

　　后来，这一切就变成了掳掠和拐卖。罗晃潮在《“猪花”浅论》中考证，当时“猪花”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绑架或引诱手段强卖或拐骗的女子。1853年，在香港只花40大洋就可买到一个10岁至15岁的女孩。随着需求的增加，专业人贩子集团——“协义堂”也于1852年应运而生，并在广州大量拐买女性至旧金山。首批600人，每人买价50大洋，在美国以1000大洋高价卖出。据《旧金山晚报》估计，从1852年至1873年，“协义堂”贩卖女子6000名，获利至少20万大洋。

　　其二，自愿出洋为娼者。据方雄普的《华侨妇女旧闻录》记载，1854年，名妓阿彩从旧金山“赚钱”返回香港，到处炫耀她得到的财富，并以此为诱饵，引诱三四十个青年妇女随她到加利福尼亚卖淫，阿彩成为老鸨。

　　阿彩是1849年到达美国加州的，之前是珠三角一名妓女，略懂英文。其英文名叫Ah Toy。因译音不同，有的书中也把她称为“阿泰”。年轻的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是个漂亮女子。她单身一人携同保姆到旧金山闯荡，在克雷街开了一个妓院。

　　阿彩到来的消息传到周围金矿，那些饥渴的单身矿工，兴奋得丢下镐头、铁锹，不惜兼程百里赶到旧金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对异性的需求。有钱的，与她同床求欢，没钱的，一睹东方女子芳容，以解乡愁。

　　阿彩接客的价码不低，每次缠头是碎金1盎司(28克)，约合当时18美元。嫖客如无碎金，可用1两沙金代替。1850年，全美有4000多华人，但只有7名中国女人。尽管缠头很高，但僧多粥少，那些嫖客排起的队伍竟然比一个街段还要长。

　　阿彩之所以能声名远播，除了容貌秀丽，还因为她敢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打官司。许多矿工在完事后，塞给阿彩的嫖资是一把铜屑。不过很快被阿彩发现了，随后把这些矿工告上法庭。开庭那天，法院里，里三层，外三层，许多人来旁听看热闹。当着法官的面，阿彩愤怒地端出一盆铜屑给法官看。

　　虽然阿彩曾受尽凌辱，但这位具冒险精神的“猪花”，还是活到高龄才逝世，而且至今被祭祀在旧金山的名人纪念馆里。

　　此外，还有因家贫或遭不幸而被卖身出洋的少女和幼女;原本是奴婢而被辗转卖出洋者;以收养女或纳妾之名而直接被卖出洋者;以及不甘受穷或受辱的年轻寡妇。

　　黑心狠毒的外国人贩子

　　范若兰在《允许与严禁：闽粤地方对妇女出洋的反应(1860-1949年)》中说，闽粤等地重男轻女，买卖妇女早就有之，加上海禁大开，中国政府无权管辖的香港和澳门，“猪仔馆”和“猪花馆”林立，无知民妇和贪图富贵的市井女子极易被拐骗。

　　在陈为仁《苦力贸易——拐骗掳掠华工的罪恶勾当》记载中，踏上航程的“猪花”的境遇与黑奴差不多。1854年，以英国人柏顿为船长的“英格伍德号”从宁波开往澳门。船上有47个被拐卖的女孩子，年龄最大的仅8岁。

　　葡萄牙人贩子马丁内兹把她们塞入长约9英尺(约2.7米)左右，宽不过6英尺(约1.8米)的小船舱。排泄物、呕吐物充溢其间，恶臭令人窒息，女孩子们浑身肮脏。为防止船舱透出恶臭气味，人贩子全然不管这些女孩子的死活，竟把船舱间的缝隙封堵起来。

　　船舱顶很低，孩子们连伸开腿坐下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蜷缩着挤在一起。她们的身上生了癣疥、脓疮，加上满身跳蚤，痒痛难熬，一个个蓬头垢面，面如死灰，痛苦地呻吟着。就是这样，还免不了被毒打折磨。

　　马丁内兹用皮鞭拼命抽打一个小女孩，孩子仇恨地说：“我落到你手里反正是死，与其以后受罪，我还不如现在就死。”此船在厦门停泊时，被船上一名好心的中国船夫告官了，这些女孩子幸运地被搭救。

　　马丁内兹曾明白地告诉别人，这些“猪花”一运到澳门，驻在那里的西班牙领事自会从他手里接过去，他转手之间就可从女童身上赚到1600多银元。而受雇于他的英国船长柏顿，也会获得高额的赚头。

　　誓死不为娼的“猪花”

　　这些“猪花”到达旧金山后就如同奴隶一样被拍卖。除少数被有钱人买去当妾或奴婢外，其余都卖到妓院里。

　　麦美玲、迟进之的《金山路漫漫》一书说，1870年时，仅旧金山，唐人街上就有妓院159家。刘伯骥在《美国华侨史》中说，据美国方面的记载，1870年时全美有中国人约三四万人，其中妇女仅2000余人。这2000余名妇女当中，除了100余人为眷属之外，其余1500至2000人均为妓女。

　　也有“猪花”誓死不愿为娼的，她们或吞鸦片或投海自尽。据张错的《黄金泪》记载，美国内华达州银矿的一位“猪花”，不堪妓院凌辱，逃往山野，暴露在风雪中，双足冻僵，肉随骨流下，被抓回，送入医院，锯去双足，伤口虽然不久愈合，但她痛不欲生，不肯服药，绝食求死。

　　据傅训成的《傅云龙日记》载，广东南海小脚姑娘白贞烈，被拐卖到旧金山，受百般虐待折磨，逼迫其为娼，这个弱女子誓死不从，上吊自杀。1888年5月7日，清朝使节傅云龙到达旧金山，听说此事特地拜祭了白贞烈之墓，并为其墓撰文勒石纪念，表彰其贞烈气节。傅云龙在日记中记载了白贞烈的悲惨遭遇，及其去世后“猪花”们常来扫墓的情况，深表同情。

　　白贞烈只是无数“猪花”悲惨命运的缩影。而日本学者可儿弘明的《“猪花”——被贩卖海外的妇女》，更是从香港保良局的档案文书中，挖掘出大量被拐“猪花”的记录、口述笔录，及邻居亲戚和人贩子的口供，写成了一部“猪花”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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