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有宝剑

　　吴国是春秋历史上很晚才被记录的国家。吴国出现的晚，灭亡的早。从有文献记载到其灭亡，吴国历史不过一百多年。另一方面，《荀子王霸》里提到，“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前几个国家不能说很偏僻，但放在吴、越身上的确不错。可偏偏是这个历史又短，地方又“僻陋”的吴国，在春秋时谱写了一段颇具个性的历史，不但在“荀子”版的“五霸”排名中，和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并列，还成就了吴国流传至今的无数传说故事。

　　吴国是怎么以区区长江下游三角洲滨海之地，忝列“五霸”的确是个有趣的话题。《左传成公七年》认为，吴国崛起，是晋国人教吴国“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使得吴国强大起来。当然，还有人认为，是吴王阖闾任用了从楚国逃亡的伍子胥，从而走上“霸道”。

　　但是，前人似乎忘了，吴国虽没有战车、战阵，可并不缺少自己的特色。中唐诗人李峤写了一首诗：“吴山开，越溪涸，三金合冶成宝锷。……龟甲参差白虹色，辘轳宛转黄金饰……”这首诗叫做《宝剑篇》，讲述了一把名叫“辘轳”(亦作“离镂”、“独鹿”)的宝剑的事迹。李峤对冶剑略有了解，知道青铜宝剑需要的“铜、锡、铅”(三金合冶)原料来自“吴山”、“越溪”。估计也见识过经过镏金技术，外加“金属膏剂涂层加热扩散工艺”才能获得的俗称为“菱形暗格纹”(龟甲参差)的吴式青铜剑。

　　“菱形暗格纹”(龟甲参差)的吴式青铜剑，上海博物馆藏。

　　这把“辘轳”宝剑的主人就是伍子胥。看来，直到唐朝人的眼里，宝剑还是吴国最重要的特产。李峤的《宝剑篇》里，还有“避灾朝穿晋帝屋，逃乱夜入楚王城”，建立吴国等事迹，这或许能帮我们揭开吴国崛起的秘密。

　　剑剑有故事

　　按照《吴越春秋》等晚近文献的记载，吴国著名的青铜剑集体涌现是在吴王阖闾的时代，但最早被提及的吴国宝剑，属于阖闾的四叔：季札。《史记吴太伯世家》说，阖闾的父亲诸樊是吴王寿梦的长子，季札是四子。这位四王子无心王位，喜欢周游北方诸国，司马迁说他到达过鲁、齐和郑。甚至还到了黄河以北的卫国和晋国，预测了晋国将要发生“三家分晋”之事。

　　季札最为人称道的一点，不是他仿佛未卜先知一般，预言了北方诸国的未来，而是他在徐国留下的一桩事迹。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吴国前往北方诸国，需要首先经过与苏南接壤的苏北徐国。季札出发时，见过徐国君主，“徐君好季札剑”，但没好意思提出，季札看在眼里，因为还有出使任务在身，也没好送他。等他南归时又经过徐国，想起要把剑送给徐君，结果“徐君已死”，季札就“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这就成了太史公笔下，季札“仁心慕义”，道德高尚的典型事迹。

　　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吴国外交大使季札带着本国特产青铜剑去周游北方诸国，“季札剑”很受北方用户欢迎，所以季札把剑留在北方，轻身而返。

　　上面讲了季札挂剑的传说，下面就说说季札大侄子阖闾跟吴国宝剑的故事。阖闾没当吴王之前，叫公子光。当时的吴王是阖闾的堂兄弟吴王僚，公子光屡次为吴王北伐陈、蔡，击退楚国，直到伍子胥来到了吴国。伍子胥是楚国太子建一党，因有暗通齐、晋，分裂楚国的嫌疑，被楚平王所逐，向东流亡吴国。

　　伍子胥从吴、楚连年交战中窥到契机，将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推荐给公子光。公元前515年，吴国趁楚平王去世，又要伐楚，因未能速战，吴师主力被困于外。公子光就在此时让专诸行刺吴王僚。《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形象地记录了行刺一幕，专诸说完“母老子弱”求托付后，就慷慨赴命了。他接着给吴王上菜，在鱼肚子藏了一把剑。吴王还没吃到鱼，就被专诸拔剑刺死，专诸也当场死去。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行刺方式赋予了专诸《史记刺客列传》第二把交椅的位置(第一位是“曹刿”)，而这把用于行刺的“鱼肠剑”也一战成名。当然，按照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看法，“鱼肠”是宝剑表面一种类似松木花纹的纹理--这也是青铜剑加工过程中的一种表面技术。

　　不管怎样，吴王僚一死，公子光即位为吴王阖闾。阖闾委任伍子胥为“行人”，据说还得到了传说中的齐国军事家孙武的帮助，屡次出击楚国，抽空还攻打一下越国。终于即位十年后，攻入楚国都城。伍子胥鞭楚平王尸以泄愤，取得了“西破彊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列传》)的成果。又过了十年，吴王阖闾因在檇里(今嘉兴)不敌南方越国，被越人砍中脚趾，离奇而亡。

　　吴国的第三把剑和伍子胥有关。阖闾死后，其子夫差即位。九年后，伍子胥因预感到吴国命运的终结，预先让其子北迁齐国。夫差得知后，赐其宝剑一柄。子胥持剑自尽，这把剑就是李峤《宝剑篇》中所歌的，名剑“离镂”(辘轳)。

　　事起吴楚越

　　吴国历史短而宝剑多，“季札剑”、“鱼肠剑”和“离镂剑”就浓缩了吴国的全部历史。

　　公元前601年，晋国教会了吴国“乘车、战陈”，还“教之叛楚”。按《左传宣公十年》所载，这一年还发生了楚国东伐“群舒”，“盟吴、越而还”。楚国不但攻灭大别山以北的舒人，也对山南鄱阳湖盆地的干越人群做了类似的事情。

　　鄱阳湖平原周边有丰富的铜矿储量，楚国过去就频频伐越，以“干将、莫邪”为代表的干越人群，既能为楚国造铜兵，又能补军旅，可谓一举两得。但正像当年干将献了雌剑，藏了雄剑，由儿子“眉间尺”杀楚王复仇，干越人可不是心甘情愿为西来的楚人卖命。

　　问题是，干越去了哪里?《管子小问》记录过一个小故事，“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也就是说，部分干越沿着长江或者赣东北、皖南之间的黄山通道逃亡到了太湖平原。这些以“凿齿”习俗作为成年礼的干越人群，的确不分老幼地和吴国有过激烈交战。但最终被长江下游的吴人吸纳。证据就是，吴国也开始“造剑”。《吴越春秋》里，干将的籍贯被定为“吴人”，时间就是阖闾的时代。

　　长江下游芜湖一带的南陵、铜陵也产铜矿，遗址历史可追西周。加上擅长冶铜的干越迁入，吴人的铜剑生产蒸蒸日上。产品多了，需要客户认可才好。季札周游北方诸国，带着宝剑出门，挂剑轻身而返，便隐隐表达了这个意思。今日考古发现，“吴王光剑”在山西、安徽出土了2柄，“吴王夫差剑”在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共出土了9柄。看来季札当年外交兼贸易大使的职责履行得很好。

　　楚在长江西，吴在长江东，干越在中间。当愈来愈多的干越受楚之迫，东迁入吴后，和吴国与北方诸国交往增长同步的，就是楚国人力、物力资源的流失--为楚国扼守北方重镇，管理齐、晋贸易的伍子胥和公子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成为楚国贸易下滑的替罪羊--于是，楚国与吴国难免一战。《左传》里说，楚国和吴国在长江下游的争夺，起因是边境妇女“争桑叶”，而《吴越春秋》则说是吴国“湛卢”宝剑莫名飞到楚国，两国因剑而争，不管怎样，这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资源争夺战。

　　频繁应对西部的楚国，让长江下游幅员不广、人口不丰的吴人很快限于被动。吴王僚多次派公子光伐楚，与其说是“争霸”，不如说疲于应对。刺客专诸口中的“母老子弱”，与其说是专诸担心行刺后，无人照料家人，不如说是广大疲于战事的吴地民众的心声。

　　替代吴王僚上台的阖闾找到了新的人力来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提到阖闾的叔父余祭曾经“伐越，获俘焉”，只不过这个叔父也被一个越人俘虏砍死了。《吴越春秋》里则有阖闾“以越不从伐楚，南伐越”，而《郁离子》也提及，越人曾为吴伐楚造舟。这里的越人不同于早先进入吴地的“干越”，来自吴国以南，绍兴-宁波平原上未来赫赫有名的越国，但这两者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伐越之后的吴国很快就攻楚成功，为伍子胥报了大仇。只是，没有人预料到越国越来越强，最终砍掉了阖闾的脚趾，也间接奏响了伍子胥和吴国的丧歌。

　　“越”“越”复跃跃

　　吴国的兴起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拜楚国东进引起的“干越”迁移所赐。吴地铜剑北上，晋国的马、车，齐国军事家孙武的军事战略南下，使僻陋一隅的吴国和东亚其他人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可短暂的繁荣，也因为楚国迫境而昙花一现。很多人认为“吴、楚争霸”的结果有利于吴国一方，可是除了攻入楚都一役，两国都在长江下游争战，在今天的安庆一带留下了“吴头楚尾”的名称。换句话说，楚国决战千里之外，而吴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家门口迎战，吴地资源有限，缺乏战略纵深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

　　吴王阖闾把目标瞄准了南方的越国，越国的人口和资源，的确是吴国速胜楚国的关键，也加剧了吴国速朽的进程。几乎被后者倾覆的楚国与吴国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他们拥立一位“越姬”生下的楚惠王即位复兴楚国，《史记列女传》说她是越王勾践的女儿(缺乏明确证据)。但是，阻击了西来之敌，获得短暂喘息机会的吴国，很快将在正南面遭遇他们毕生的对手，他的名字叫勾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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