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下，抗日剧充斥荧屏，“武士道”也被各种演绎。然则，日本“武士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侵华战争中，又充当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明治以前的“武士道”

　　起源于镰仓时代的“原始武士道”，因政治契约之故，特别强调“忠”与“死”

　　所谓“武士道”，略言之，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纵观历史，“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完全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一般认为，“武士道”起源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诏书首次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至11世纪，镰仓幕府建立，以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作为统治基础。这类政权，通称“武家政权”，此后统治日本600余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这600余年间逐渐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与“死”。所谓“忠”，是强调各级武士须严守岗位，绝对忠于各自的主君;所谓“死”，是倡导为主君献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权”对这两点的强调，其实是出于一种现实的“等价契约”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与“死”，主君则赐予并保障武士的地位与财富。这种契约关系，常常随着世局的变迁而有所修正。如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旧主、新主更替频繁，武士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就更爱强调“为自我献身”，而不是“为主君尽忠”。

　　江户时代，朝野异途，武士道分裂为“士道”与“叶隐”两派，其伦理观完全对立

　　江户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词正式出现在典籍之中。“传统武士”在江户时代，被迫转型为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备治民才干，而不能仅仅只懂得杀伐。“原始武士道”于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学影响的山鹿素行，是这一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张“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范天下;山鹿素行则强调，武士必须文、武兼修，而且必须高度重视“文”的修养，必须做到重义轻利，因为通过自己的楷模式的行为，让天下秩序归于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职分。

　　不过，江户政权用儒学改造“传统武士”的愿望，并未完全成功。缅怀“原始武士道”的《叶隐》一书，仍在转型不成功的“传统武士”当中广泛而秘密地流传。《叶隐》一书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别痛恨让武士学习儒学、转型做官僚。按该书的观点，所谓“武士道”，很简单，就是“当生与死逼迫你选择时，唯干脆利落地选择死”。《叶隐》反对儒学对死的意义的追寻，“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标而死，或许死得没有价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叶隐》也反对儒学用“义”来规范“忠”，作者非常明确地表示：“我讨厌考虑那些所谓的是非、正邪。不顾一切的尽心侍奉，无论什么事情都首先考虑主君就可以了。”

　　可以说，《叶隐》完全是对“士道”的对抗，后者得到了当局的认可与推广，前者则被列入禁书，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不过，无论是“士道”里的“武士道”，还是《叶隐》里的“武士道”，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历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过，而只是作者出于现实需要，进行的一种理想化的“提纯”。

　　明治以后的“武士道”

　　明治初期，当局出于现实需要，武士道被心照不宣地置于半遗忘状态

　　明治维新后，江户时代的武士道，无论是“士道”派，还是《叶隐》派，都难以被当局所容忍。因为这种旧时代的“武士道”，有两个特点——1、专属于“武士”这一特殊阶层;2、其效忠对象多元，数十万武士，分别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

　　新政权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阶层的特权，又通过天皇诏书，将“忠良骁勇”的品性，定义为是全体“日本帝国之人民”所共有的优点，同时绝口不提“武士道”三字。1882年天皇发布《军人敕谕》，更是明确批判武士阶层长期掌控日本政权的历史，是“违我国体”。所以，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尴尬，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半遗忘状态。

　　明治后期，为向西方证明日本非野蛮民族，新渡户稻造重塑武士道，认为其与基督教相通

　　明治时代后期，“武士道”再度被激活，与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有相当直接的关系。

　　日清战争中，因为旅顺大屠杀，日本被西方媒体宣传为野蛮民族。作为辩护，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出版了《武士道》一书。新渡户稻造出身武士家庭，曾留学欧美，并成为基督徒。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民族的“优秀特质”，希望说服西方世界，日本民族不是野蛮民族，也有着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类似的优秀的道德体系，这一体系就是“武士道”，其内涵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

　　日清战争打败了儒学中国，日俄战争打败了属于西方文明的俄国，许多日本人因此认为，一定存在着某种日本独有的“文化传统”，在指导日本获胜。新渡户稻造的对武士道的重新提倡，正好部分满足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需要。1905年，新渡户稻造本人受到明治天皇帝特别召见，并获准向天皇献上《武士道》一书;同年，该书增订再版，风靡全国，新渡户稻造也成为“新日本”的代言人。曾一度被官方刻意遗忘的“武士道”，由此一跃成为所有日本人共同具备的美德。

　　日俄战争的胜利，却使得日本国内“民意”，更愿将武士道重塑为对抗西方的特有道德利器

　　新渡户稻造的写作初衷，虽然是为了向西方人证明，西方人有的高贵道德，日本人也同样具备，不过，他对“武士道”的赞美仍有限度，认为“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只有基督教能救世界”。所以，《武士道》一书，虽被推崇，但还难以完全满足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本国独有的“文化传统”的发掘热情。这种心理需求，最终须由井上哲次郎来填补。

　　同在1905年，井上哲次郎编纂出版了著名的《现代大家武士道丛书》。他非常明确地强调：武士道“在外国几乎没有同样的例子，是日本一种特别的精神训练”，不但不同于中国的儒学，更是日本民族赖以与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对抗的唯一利器;至于其何以“独一无二”，井上的解释是：日本的“武士道”，有着“皇道”与“神道”作为指导原理，所以，“影响从日本及于全世界,负有道义地统一全世界的使命”。井上还一再宣称：“我国的军队之所以非常强大，虽然有许多原因，我确信无疑：武士道的存续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至于“武士道”的内涵，则无非“忠君爱国”四字而已。

　　战时，军方乐于宣扬“叶隐”;战后，当局又乐于宣扬新渡户稻造

　　综上，“武士道”究竟为何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实际上一直含混不清。镰仓时代所产生的“原始武士道”，只是一种现实的利益契约;江户时代，“士道”和《叶隐》互相对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阵营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遗忘;明治后期，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与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说“武士道”是日本赖以抗衡基督教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利器……可以说，不是“武士”，而是学者和政客们，在一直不断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形象，而这种塑造，又因为利益出发点的不同，往往彼此冲突……

　　惟现实政治往往选择最符合其实际需要的解释。所以，在侵华战争期间，最受日本军界推崇的“武士道”，是《叶隐》一派，因为《叶隐》鼓吹“干脆利落地选择死”，而反对去追寻这种死是否与“义”相合。“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战地，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带上《叶隐》”，正是东洋大学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给全体日本国民的“忠告”。1941年，时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在《战阵训》里鼓励日军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虏囚之辱”。

　　二战结束后，崇拜《叶隐》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因为主旨是与西方沟通对话而非对抗，又重新成为日本“武士道”的主流，新渡户稻造的肖像，还被印在了货币之上。略言之，“武士道”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参考资料：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三岛由纪夫，《叶隐入门》，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戴宇，《面向西方世界的诉求与告白——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与明治日本》，《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4期;唐利国，《论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再编与抵抗的失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韩东育，《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视》，《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周颂伦，《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张翔，《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历史作用》，新民晚报2015/04/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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