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哪点不如洪秀全?

　　一

　　清兵入关208年，即公元1852年清咸丰二年，广西永安突然出现了一篇荡气回肠的《奉天讨胡》檄文。文中内容足以令听着惊骇：

　　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公等苦满州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于高天乎?

　　这篇檄文，历数了满清政权奴役汉民族的累累血债，唤醒了华夏人麻木的耻辱感和久违的民族自尊感。檄文的发布者是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二号人物东王杨秀清与三号人物西王萧朝贵。

　　一年后，太平军攻克南京，席卷南中国，建立起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太平天国政权。清史《贼情汇纂》称“金陵建都，精兵六十万”。

　　此时一号人物洪秀全，开始发布另一篇祭祖雄文——《祭明太祖陵寝文》。文中，他以明太祖朱元璋“不肖子孙”自居，向500年前带领汉民族复国的朱元璋汇报工作：

　　“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引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沈，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据，灵秀之胄，杂以腥膻，种族沦亡，二百年矣。今藉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君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异族，还我神州。”

　　此两文前后问世，立刻在全国撒布开来：博得了广大汉族人的同情，甚至左宗棠这样的民间汉族精英人物也有意来投，清王朝政府遥遥欲坠，太平天国胜利硕果触手可及。洪秀全做一把朱元璋二世，率领汉民族复国，大有希望。

　　但是，偏偏此时，湖南杀出另一支汉族武装，为首者成为洪秀全一生的苦主。早在太平军起事之初，他就组织民兵，演练湘勇，发誓绞杀这场起义。

　　此人就是曾国藩。当时汉族学者型官员的代表人物。

　　同族起义，他为何不帮同族帮外族?

　　答案就藏在20年前的一篇墓志铭中。

　　公元1844年即道光24年，仅为清国翰林院一讲师的曾国藩，在给朋友亡妻所写的悼词《陈岱云妻墓志铭》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民各有天唯所治，焘我以生托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义擎天譬广厦，其柱苟颓无完瓦。

　　这段心迹，也可谓是曾国藩的精神寄托所在。在儒者国藩看来，三纲五常是中国大厦的正义擎天支柱，这根柱子倒了，大厦也将片瓦不存。而民族大义，却可以避而不谈了。

　　尽管就连当时的统治者都自称“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雍正语，据《大义觉迷录》)，但曾国藩这些汉民族儒家学者，已经养成了“忠君”的习性，无论此君来自何方。这就是满清统治中国二百年后的实情。“君臣大义”盖过“民族大义”。与其说，这是一种奴性，不如说这是一种惯性。

　　想当年清兵入主中原，有著名的“剃发令”，强令汉人改为满人衣冠。此“剃发令”的附言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说白了，就是“征服令”，不服者杀。有多少血性尚存的汉民族仁人志士，为了不留脑后强加的那根辫子或浴血奋战，或远走他乡。明末著名学者朱之渝，为保留汉民族衣冠流亡日本，他遥望大陆，赋诗一首：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然而，200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一切，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已经习惯于这根先人被强加的辫子，甚至因为有人要剪掉这个辫子而感到痛心，一心为了保住这根辫子而浴血奋战了。在心理学上，凡此之举，视为大名鼎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被绑匪劫持，却和绑匪站到一起，与解救他的人作战。不得不说，曾国藩的“君臣大义”，是一种病态的精神依赖，愿意并习惯于驯养体系下的“平衡”与“稳定”。

　　二

　　曾国藩打下南京，彻底绞杀太平天国后,被满清皇室封为一等伯爵，声望达到顶峰。于是，有人给曾国藩出了个大主意——让他趁势夺取天下，推翻满人政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据说，这位汉族优秀知识分子，当时也确实想过推翻满廷的事。但思来想去，结果却是：主动向清廷上奏“裁军”，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

　　这一请求自然得到了清廷批准。

　　事后，曾国藩与几位幕僚闲谈，煮酒论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众人听了，一齐拍手。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家贫，办事还谨慎。”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可见，这“仁德”乃至“人不忍欺”的评语还是点到了曾国藩的痒处，他很是受用。曾国藩给自己的定位，是贤人，而非民族英雄。

　　那么，这“贤”是怎样一个“贤”?他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呢?

　　我们把镜头摇回19世纪六十年代、那场早于日军八十年的南京大屠杀。

　　公元1864年即清同治三年，结过长达十年的鏖战，曾国藩的湘军终于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南京)。史料记载，湘军进入天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

　　史料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这次屠杀最保守估计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时人所说的伏尸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屠城对城市的毁坏程度也是历史之冠。屠城、焚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但到光绪登基的1875年，人口还不到50万。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认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复。

　　据传，由于曾国藩在南京的屠杀手段残暴，博得了“曾剃头”的恐怖别名。当时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立刻收声。

　　而曾国藩的老对手，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早已于城破前夕服毒而死，可以说间接死于曾国藩之手。看着湘军与太平军这两路汉军杀得昏天黑地，不知北京紫禁城里的爱新觉罗及叶赫那拉那帮满清权贵做何感慨，他们或许真是庆幸，天赐曾国藩这等“汉才”，挽大清狂澜于既倒，满人的政权得以再活五十年。

　　虽然庆幸，但他们对汉族官员的表扬，还是非常吝啬的。太平天国风起云涌时，咸丰皇帝曾炫耀天下，许诺“收复江宁者封王”，而同治三年六月，湘军事成，慈禧把持的朝廷却闭口不提“封王”承诺，仅赐曾国藩一等侯爵。曾国藩兄弟对同族的疯狂屠杀，没有换来满清皇室的半点垂爱，朝廷颁旨，以严厉口吻警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显然这是打狗给主人看。

　　湘军与满清皇室的关系，在分享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成果时，一度骤然紧张起来，曾国藩有一种“卸磨杀驴”的心凉与不安，怎么办?

　　八旗子弟虽然对外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但在“内战”上，八旗子弟的总代表满清皇室较之中原汉族王朝，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曾氏兄弟同太平军作最后的决战时，清廷已在天京四周布下重兵，蒙古悍将僧格林沁手握蒙古战刀，虎视眈眈地盯着曾国藩的后脊背。

　　有人劝曾国藩做民族英雄的事就发生在这个阶段。清史专家萧一山对此做了描述，说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曾国藩，来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立曾国藩为帝。

　　此时的曾国藩，其内心五味杂陈。为满清皇室服务却遭歧视的屈辱感不断涌上心头。一年后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吐露心声：“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当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而攻陷天京后，“部中新例甚多，言路于任事有功之臣，责备尤苛，措词严厉，令人寒心。”

　　与其说满人不信任汉人，不如说，满汉之间本来就界线分明——在满人打下的江山里，广大汉民族是“战利品”，没有与满人平起平坐的平等可言。

　　那么，竟然他们如此对待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顺势起事，夺回汉家江山，做一回民族英雄，岂不大快人心?

　　人言从能力和才干而言，曾国藩比咸丰慈禧等高出一筹，打倒腐朽清廷或者形成南北对峙之局，绰绰有余。但是曾本人的自我估量却没有那么高。他没有那么大的雄心，也没有那么强的自信。

　　是起兵造反，还是杀羽自保?曾国藩选择的是后路：杀羽自保。

　　在攻陷天京后，曾国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屠城。二就是裁军。

　　随后，曾国藩要做的事，是马放南山，闭门写书。此书就是令他平稳度过余生的《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一般人认为，当然写给家人看的。但是，并不需要过度解读，明眼人看出，曾国藩家书的特定读者，是满清皇室。

　　这部书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有型的，另一个是隐形的。

　　有型的思想是“修齐治平”，践行儒家道统。

　　无形的思想是什么呢?这或许才是《家书》深意——通过向儿孙布道，曾国藩上传一颗“忠心”于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奴才没有野心，老佛爷不要杀我”。

　　看《曾国藩家书》，感觉这不是一个英雄抒怀,更像是一个先生布道——自我精神的独白。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此书“关键词”，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尽现：“打掉牙齿和血吞。”这句话译成白话就四个字：受气，要忍。

　　受谁的气?忍谁的气?怎么忍呢?

　　首先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满清皇室。甚至无故被皇帝责骂，也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下去。咸丰四年，湘军攻克武汉，朝廷赏赐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上书向朝廷辞官，本以为咸丰皇帝会表扬一番，没想到一道谕旨戳破老曾的假谦虚：“朕料汝必辞。”“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直接骂曾国藩好名，而且性质很严重。

　　其次是满清权贵的气。曾国藩处处被地方清室大佬鄙视：“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遭遇的都是唾骂，在京城被权贵骂，不能还嘴;在长沙被绿营兵骂，还是不能还嘴，还嘴就必死无疑;在江西筹集粮草，像叫花子一样被人骂，又是不能还嘴。

　　受了气，说不得，只能“徐自图强”，怎么才叫图强?就是自筹资金练民兵，镇压同族起义，赢得满清权贵的“信任”与“尊重”：

　　“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

　　“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

　　曾国藩其志可叹，其情可泯。作为汉民族优秀知识分子代表的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表现了很“血性”的一面;但当回到朝廷后，却露出了“温服”的一面。这种精神底色，称为“奴贤”“犬儒”并不为过。

　　但，这却是其时大多数汉民族心向往之的精神状态。

　　作为清人，仅从民族气质来说，此时的汉民族出现了严重退化。在“满人有累(资本)，汉人无累”的社会环境下，广大汉民族形成了极为猥琐的气质：胆怯、顺从、卑躬屈膝，苟且偷安。曾经无比荣耀的华夏人品质，进一步被降低为“奴隶品格的集大成”。

　　自元清两代，华夏被外族征服后，一些人总是津津乐道汉族汉化外族之功，而我以为，此功有些自欺欺人，应属“精神胜利法”的一种。清兵入关，师从汉家儒教，但可曾改变满清权贵统治压迫汉民族的格局吗?这好比一个家长向家丁学门手艺，但主与奴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作为师奴，有何沾沾自喜?

　　况且，剃发去服，初使为奴。这些到底还是汉化，还是胡化呢?

　　很多人欣赏将儒教浓缩为家规的《曾国藩家书》，但是太平天国的讨胡檄文一语道破儒教对汉民族精神的雌化利害：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毋庸讳言，南宋以降，套上理学紧箍咒的儒教，以天理为据，大跳忠君舞，已经异变为精神阉割术，抽取了信众的脊梁骨，令其失去了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而没有骨头的人物所表现的“才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才能”?“无骨之才”只堪奴!世上恐怕再无第二个这样的民族，对诸如曾国藩之类“无骨汉才”津津乐道，奴顺得令人发冷。

　　三

　　曾国藩死后22年，即公元1894年，孙中山组织

　　兴中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对于曾国藩对手洪秀全，孙中山给出了与世人截然不同的评价。

　　关于洪秀全，清末民初的政治精英大都持否定态度。但令人惊讶的是，作为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却对洪秀全一直持肯定态度。

　　1902年，孙中山指导手下编撰《太平天国战史》，欲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其目的是要利用其书作为“吾党宣传排满的好资料”“扬汉之武功”，“俾读者识……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

　　1905年以后，孙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仍不乏赞扬。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

　　可见，在孙中山革命初期，明摆着要做“洪秀全第二”。

　　同时，孙中山也尖锐地指出其不足。他认为，太平天国“只以驱除鞑虏自任，此外无所转移”。1912年4月，孙于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懂外交”、“不北伐”、“读书人不赞成”、“大家想做皇帝”，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引为政治革命的“前车之鉴”。

　　显然，孙中山肯定的是洪秀全的民族精神，没肯定洪秀全的信仰与政治诉求。如果将政治诉求与民族精神拆开说话，那么，前一个洪秀全应该否定，后一个洪秀全却值得肯定。

　　作为被压迫民族一份子，就民族血性而言，曾国藩不如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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