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代，即明嘉靖至崇祯帝亡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农业经济作物广泛种植，赋税向货币转化，手工业品种增多，规模扩大，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城镇兴起，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使历史发展呈现出新的情形，颇似西欧社会出现的变化。但是，这种经济发展却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和历史性跨越。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专制皇权的强化使商品经济发展缺乏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
终明一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极端强化，从朱元璋废丞相权分六部，宰相制度寿终正寝，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机构丧失，专制皇权达到顶峰。其后，大多皇帝较少专注国事，而是重在协调政事，统一政令，或较多地依靠特务统治和宦官操柄。尤其是明嘉宗时，魏忠贤之流大权独揽，通过厂卫特务机构造成的惨烈局面更是令人发指。尽管晚明时代书院比较兴盛，东林书院及东林党人不断地聚众讲学，评议朝政，抨击腐败，产生了很强的舆论影响，但是他们的结局再一次说明晚明知识分子力图以书院为讲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醒省皇权的幻想是不现实的。即使存在着士大夫集体意识的觉醒，在当时条件下，他们的力量也难以对抗宦官的腐败和扭转政坛上的颓废局面的。晚明专制体制与自由民主政治是完全相悖的，大大地束缚了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体现的依旧是自给自足，背弃市场和扼杀贸易、闭塞流通。
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商品经济发展缺乏强大的动力。
晚明时代，一批又一批从事纺织、制瓷、冶铁、贩运的地主、商人、官吏和工场主获利后，没有继续投资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不愿意积累资金，活跃市场，担当风险，而是买田置地，兴业购房，以不动产的数量规模显示自己的富贵。这种财富远比商业资本获利丰厚，且周期短，安全可靠。此外，放贷盘剥获利甚厚，不少人在放贷时收土地做抵押，因为土地永远是值得信赖的抵押物。所以市场经济的外向性、灵活性、进取性在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下就显得软弱无力。况且，继续投资工商业，风险大，周期长，限制多，易亏损，无保障。可见，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晚明时期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无疑也影响了商品流通，更增添了一些工场主、大商人、地主和官吏的疑虑。
尽管，晚明朝廷对于某些方面，如粮食流通等，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还是鼓励的。对于国家需要但又不愿直接介入的铜、铁、盐等行业，朝廷鼓励商人介入，但又无止境地对他们敲诈勒索。例如在万历和天启年间，各大工商业城市发生多起反税监、矿监的斗争，就是因为官府看到纺织、制瓷、工矿等行业丰厚的利润，于是指派太监、官吏径往苏杭等地，征收重税，由此引发斗争，涉及面遍及商人、工场主、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
三、封闭的海外政策阻滞了经济的海外联系和变革
明初为防范农民起义余部，继而为防范倭寇，明政府实行了海禁，除朝贡贸易外，严令禁止私人外贸及船舶制造。海禁政策在嘉靖中后期有所松弛，此后的东西方海上贸易也活跃了一些，但总的来看，仍未突破自然经济的形态，而且这种贸易缺乏市场因素的作用，充其量仅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随着殖民者的入侵，这种松弛的海外政策也显得力不从心了。
此外，晚明时期整个社会依然在不断调整与修补中缓慢而艰难地向前发展。科技没有太大的突破，大多是对前代科技的整理与总结，缺乏创新。同时传统观念浓厚、理性精神缺乏、旧生产方式束缚、体制的阻碍、文化上的浩劫都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尽管晚明时期有传教士来华，西方科技传入，但其影响仅仅局限于宫廷或朝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更谈不上对经济的作用。理性的科学精神在古老凝重的土壤中很难产生近代科技成果。西方传入的算学、天文、地理成果相对于《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总结性技术来说，确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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