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书，常常有古代中国人歧视匈奴人的记载，如《汉书.匈奴传下》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史记.陈子续列传》云：“彼匈奴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身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从小在民主、自由、平等、文明、博爱等人类普世价值观的熏陶中长大的现代中国人，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好意思，以为我们的祖先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

　　直到某天，一位玩古董的朋友拿来一本不知怎么得到的，新出土的、失传已久的古书《大汉逸志》，改变了我的看法。这本《大汉逸志》之前我从没听说过，作者的姓名和生平均不详，推测大概是东晋时期的汉室后人，书中记载了两汉时期一些奇闻异事，怪力乱神等等，虽然大多数故事荒诞不经，但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其中一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话说汉武帝元空二年，有一个匈奴史官，本名不知道了，只知道起了个汉名字叫燕从日(这名字够怪的)，到长安太学堂讲学，宣传匈奴的历史文化，其话语中充满胡说八道，颠倒是非，令人反感。当燕从日说到：当年冒顿五次带兵杀掠山东，掠走人牲十万头，站在汉朝的角度看，是悲剧，站在匈奴的角度看，是喜剧，历史是多维的，很难说喜，也很难说悲。这些话终于把台下的太学生激怒了，一个学生走上台打了燕从日一个巴掌。此事轰动一时。(奇快的是，我翻遍了《史记》、《汉书》都没找到这个记载)。

　　此事传回匈奴，引起了匈奴的举国愤怒。燕从日在匈奴中很有名，也很得支持。而且匈奴人都认为燕从日的话根本没错，既站在汉朝的角度看问题，又站在匈奴的角度看问题，很客观，很公正，各方面都考虑到了，其实每一个匈奴人就是这么想的，也会是这么做的，就算换成他们回到几十年前，他们也会毫无犹豫地追随冒顿，杀掠山东，掠走人牲十万头。燕从日的话只不过是每个匈奴人的普通想法，而号称礼仪之邦的汉朝的太学生竟然因为意见不合而打老学者，应该严惩不贷。而汉朝人大多数都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没有人性，冒顿的杀掠就是强盗，我中国人为什么要站在强盗的立场上看问题，有哪个正常人类会站在强盗的角度上看问题?从而引发中国人与匈奴人一场骂战。

　　这件事在一般人眼里只是学术之争，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想到的是，此事竟然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汉武帝，这倒不是因为燕从日，而是这场骂战体现出来匈奴人的意识形态令汉武帝吃惊。以前，中国人总是认为，当年冒顿带兵入侵中国，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战争只是匈奴内部极少数好战份子发动起来的，广大匈奴人民是无辜的，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中国人以前总是按“人之初、性本善”，“有教无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人类普世价值观来看待世界，中国人民和匈奴人民都是劳动人民，是友好兄弟，所以，不能把过去冒顿发动的战争的责任强加到后世的匈奴人民的头上。(这不能笑话汉武帝和大臣们，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的)。

　　但此次匈奴人的反应却很让汉武帝吃惊，广大匈奴人民竟然如此崇拜冒顿，支持冒顿杀掠中国，这完全颠覆了匈奴人民在汉武帝心中的形象。一个民族有少数极端份子不奇怪，但整个民族都支持战争狂人，那就须提防了。汉武帝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下令丞相陈子续、司徒邬友两位大臣彻查此事。这两位当世名儒带领一群学者，参阅无数典籍，深入考察了解周边各国社会文化，写成了奏章《华夷之辨疏》，呈给汉武帝。奏章大意是这样的：匈奴人是以游牧为生，又难以自力更生。他们的社会生产、民族意识决定了他们的野蛮、嗜杀，崇拜的只有暴力，信奉的是成王败寇，而根本没有中国人该有的正义与邪恶的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特点，这种野蛮的意识形态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几百年也难以改变。

　　我们中国人在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的教育中长大;他们匈奴人在学习狩猎、抢掠、杀戮的教育中长大。我们中国人在听着父母讲述的孟母三迁、大禹治水等励志故事中长大，他们匈奴人在听着父母讲述他们祖先当年英勇追随冒顿征伐、杀戮、抢掠的血腥故事中长大。我们中国人以圣贤为榜样，以圣贤为楷模，他们匈奴人眼中以强盗屠夫冒顿为楷模。我们中国人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标准来辨别世间的是非正邪，他们匈奴人以站在xx立场上(依我看实际就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以他们的利益为标准)来辨别世事的可行与不可行。我们中国人以神圣吉祥的龙为图腾，他们匈奴人以阴险狡猾的狼为图腾。

　　所以，我们中国人努力把后人培养成文明人，而匈奴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野蛮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匈奴人的文明程度与中国人相距太远，难以教化，不仅难与中国人长久和平共处，更难以融合。所以，匈奴中出现燕从月这样的把杀掠中国山东当做他们的喜剧的人，而且匈奴人一边倒地支持燕从月，就毫不奇怪了。奏章还分析了周边各个族群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习性。像南方众多部落以农耕为主，可以自力更生，习性与汉人相近，意识形态较温和。西域各部既牧既耕既商，意识形态较温和，但习性与汉人较远。这些族群的意识形态与匈奴又各不相同。汉武帝看了奏章后，这个伟大政治家当即制定了“南融合、西交流、北防范”的方针，并定为国策长期执行。具体情况就是：对于南方那些习性相近、文明程序较高、意识形态较温和的农耕族群，采取民族融合政策。比如，汉武帝把东瓯人迁入江淮，他们很快与汉族融为一体，为保卫和建设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

　　而对于西域那些既牧既耕既商、意识形态较温和、文明程度较高，但生活习性与汉人差别较大的族群，采取了偏向和平共处、友好交流的的政策。汉朝为此开辟了丝绸之路，加强了贸易和交流。中国的物品、文化传播到西方，也从西域引进了佛教、胡凳、葡萄等，大大丰富了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注意到：与之相反的是，汉朝与匈奴等北方游牧蛮族之间，除了马匹、毛皮等简单的物品交易外，几乎就没有能称上文明层次的交流。现在总是有人说胡人对中国也是有贡献的，因此不能看不起胡人。殊不知连两千年前的汉朝人都很清楚胡人中也分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对中国的影响有如天壤之别。)

　　而对于匈奴这些还处于野蛮意识形态的、文明程度太低的族群，汉朝一直保持防范态度，几乎就没有信任过，楼烦、休屠两部投降汉朝，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边地，不让内迁(这与让东瓯人内迁形成鲜明对比)。北匈奴强大的时候汉庭就扶持南匈奴，南匈奴强大的时候汉庭就扶持北匈奴，总之，不予信任，不予内迁，不予融合。在这种环境下，汉朝人当然对匈奴族群没有好感了，什么匈奴“人面兽心”的话自然就在汉朝流行开来，成为对匈奴普遍的客观的描述。而且，当时谚语有云：“一个匈奴不是匈奴，一群匈奴必是匈奴”。单个匈奴人，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受中华文明的熏陶，本民族意识就较为薄弱，心态、意识就比较偏向文明，所以，金日磾一个单独的家庭生活在中国，可以终生忠于中国。而一群匈奴人在中国群居，必定寻找族群的认同，民族意识比较强烈，而匈奴的民族意识尚处于野蛮状态，与中华文明难以相容，所以赵信和他的匈奴部族最终背叛中国、与中国为敌。可见，汉人对匈奴人的态度，是基于匈奴人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基于他们的民族出身。

　　可惜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汉武帝这种把各个民族按照文明程度的高低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区别对待的做法，违背了“人之初、性本善”、“有教无类”等人类普世价值观，也违背了“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传统思想，更不利于中华泱泱大国的高大形象，因此该国策没有向社会公开，只是在皇室内部秘密传承。无论西汉东汉，汉朝廷都忠实地履行了汉武帝定下的“南融合、西交流、北防范”国策，保证了汉朝的强盛，保证了中华民族不受蛮族的腐蚀。(相比于后世的晋唐都是亡于内迁的蛮族作乱，高下立判)。

　　然而，到东汉末年，曹操掌权，为了抵御蜀国的锋芒，一改“北防匈奴”的政策，将大量内附的匈奴人迁到关中协助对抗蜀军。这可是昏招啊。(曹操在历史上其实也能称作很优秀的政治家，但汉武帝却被称为伟大的政治家，比曹操高。以前我总想，曹操的能力未必比刘彻差，只不过历史形势使得曹操的功绩和影响不如刘彻罢了。现在我才明白，汉武帝的伟大绝非浪得虚名，就算与曹操这样的牛人相比，在个人能力和眼光上，曹操都比刘彻差远了——这就是一个优秀政治家与一个伟大政治家之间能力和眼光上的差距)。曹操不是汉室皇族，没有听说过汉朝那条秘密国策。后来西晋政府更是昏招百出，将北方胡人大量迁入中原，妄图效仿汉武帝融合东瓯人，来个民族大融合。这种天真的、一刀切的、东施效颦的、不顾各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政策埋下了祸患。

　　事实证明，由于游牧蛮族尚处于野蛮状态，与中国人在文明程度、意识形态上有巨大差距，在他们意识形态还未进步到文明社会之前，是很难真正与中国人和平共处的。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游牧蛮族表面上归顺中国，但在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们的野蛮本性就会暴露出来了。后来西晋八王之乱，中华衰弱，那些平时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的、以狼为图腾的野蛮人，马上对身边的中国人举起了屠刀，中国几乎亡国灭种。

　　《大汉逸志》的作者身处东晋时期，对当时的中国人被胡人大肆屠戮有切肤之痛，故记下此事警示后人。看了《大汉逸志》，我感慨万千，深为自己之前的肤浅而惭愧。我以前总是简单地以为汉朝人歧视匈奴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主义”，没想到祖先的见识达到了很高深的层次，他们不是因为匈奴人的血统和出身而歧视匈奴，而是因为匈奴野蛮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而防范匈奴，是为了保卫中华文明。我们今人不仅没能继承祖先的智慧和远见，反而把祖先的智慧污蔑为粗浅狭隘的“种族主义”，自以为我们今人才是文明的，可不知真正该被历史嘲笑的是我们今人啊。

　　现在西方流行一种观点——“文化的冲突”，即认为人类历史上国家民族之间的很多战争、冲突，其造成的原因并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文化的冲突。利益的冲突相对容易协调，文化的冲突则难以协调。而讽刺的是，虽然欧美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但一百年来都没找到正确的对策，至今欧美仍被种族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而我们从没想到的是，我们伟大的中华祖先早在两千年前就认识到了“文化的冲突”，而且对不同文明程度的、不同文化的民族分别采取了“融合、交流、防范”的对策，这条政策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相当高明。以前，我总是天真地以为，我们今人站在古人的基础上，又吸取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一定比古人看得更高、更远、更客观，一定比古人更聪明、更高明。后来经过很多事我才明白，与我们伟大的中华祖先相比，现代的中国人实在差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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