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认为，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李鸿章，万事皆了。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幅对子，虽不工整，却极为著名。这“李二先生”，指的就是李鸿章，李氏在家行二。

　　上联之“杨三”，据说乃京师之苏昆名丑。甲午战争后，在演那《白蛇传》时，对李鸿章极尽嘲讽之能事，正好李鸿章家人在座，气愤不过，上台劈了其几记耳光，致其自杀。亦有说其为慈禧皇太后在宫中供奉演戏，因不愤李鸿章在马关“卖国”，而自杀尸谏。亦有说此名角并非“杨三”，而是“刘赶三”，但“赶三已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就改成了杨三。

　　“杨三”之事，虽是野叟村言，无稽之谈，但李鸿章之“汉奸”罪名，自马关签约，却是人言汹汹，俨然板上钉钉。

　　“屈迎回鹘马，羞引汉龙旗”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风云际会间，扶摇而上，诸事顺利。及至中日甲午之争，陆战痛失朝鲜，海战痛失北洋，狼烟燃于盛京之龙兴之野，倭患及于曲阜之圣人宗庙。随即匹马渡海，以此老残之躯深入虎穴，忍辱负重。

　　及至马关街头遇刺，辗转病榻之上，李鸿章时思感激此刺客，经此一劫，李鸿章之报国之心、办事之难或可为国人略知也;李鸿章亦时思痛恨此刺客，何以不能一枪致命，或可一了百了。倘或就此毙命马关，于李鸿章一己而言，实是幸事。后人思及李鸿章，或可敬为身死前敌之烈士，令名得以保全。人云“千古艰难唯一死”，其实，死并不难，难的是断臂求生、忍辱负重，唯有肩负李鸿章般不可承受之重担者，方能明了。

　　《马关条约》，实非丧权辱国之因，乃是丧权辱国之果。即令李鸿章身死东瀛、马关之约胎死腹中，莫非便可“权不丧”而“国不辱”?舍此城下之盟，倭寇必将攻占北京、饮马黄河，而列强之虎视眈眈者，为免倭人独吞，必将一哄而上，瓜分豆剖，则我大清帝国固将雨打风吹而去，泱泱五千年之中华或亦将自此陆沉。

　　马关议和，实乃无奈之举，即令好为清谈、口水抗日如翁同龢者，也不得不赞同此议。翁师傅心知肚明，口水难挡倭刀、清谈不可救国，只是君子虽好肉食、却不愿近庖厨。他们是断不肯委屈自己，为国为君为民来肩负这忍辱之角色。只有李鸿章这般的“戆大”，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甚至还不怕“脏”，春帆楼(马关和谈之地)内随狼共舞、与虎谋皮，明知不可为、不能为而勉力为之，内心之焦灼、凄惶，无以名状。自污如此，李鸿章一生之事业，自然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奈何，奈何!

　　甲午之役，李鸿章作为军事之主帅、外交之档手，固然罪无可绾。但是，自李鸿章于同治十年(1871年)首订《中日修好条规》，三十余载，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未雨绸缪，却都如对牛弹琴。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却向何处宣说?

　　洪杨(太平军)乱平之际，李鸿章就曾建言，此乃吾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幡然变革无以自强。其时之日本，君臣一心，学西法、兴洋务，卧薪尝胆，日渐崛起。以当时之情势，如吾中华有以自立，日本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如吾中华无以自强，日本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之崛起，绝不在我之掌控之中，我所能做的，无非因势利导，自强则可合彼之力，共谋当世生存之一席之地，不自强则必受其噬。

　　其实，外交之道，首在实力，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权宜之手段而已，绝非根本，不可指望敌手身上还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李鸿章当国日久，周旋豺狼虎豹之间，岂能不知本末?如吾中国不能自强，因循虚饰，自坏根本，内患已增，则处处皆我敌国，又何分东洋、西洋?弱国外交只能因势利导，以变应变，根子里惟有自强二字，此所以李鸿章力倡韬光养晦之因。

　　及至日人夺我琉球、进窥台湾，而俄人占我新疆、进窥西北，虎狼遥相呼应，海、陆烽烟并起，东、西警钟齐鸣。权衡轻重缓急，朝廷乃以西北为重，遂有左宗棠西征之事，终致南疆底定、西北安宁，其代价却是琉球之失(见《中国经营报》2009年10月12日第1829期D1-D2版“西域狂沙东海浪”)。

　　自北洋建军，艰难曲折，乃至练成大洋劲旅，其假想敌始终都是日本。李鸿章无时敢忘，日本贫而多贪，诈而鲜信，通晓我中国典章，其力不为弱，其志不在小，祸在咫尺，诚为我中国永远大患，远非西洋诸国居七万里以外可比。往不可谏, 来犹可追，卧榻之侧，已有劲敌酣睡，我中国惟有卧薪尝胆，力求自强，方能生于忧患，而免死于安乐。

　　“存亡国家泪，凄绝病床时”

　　不料，北洋成军之后，堂皇颇有规模。朝中衮衮诸公洋洋自得，以为凭此世界第八之海军，便可高枕无忧。翁同龢执掌度支(财政)，凡遇北洋水师更新用款，无不驳诘刁难，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甚至将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致令我舰队徒有庞然之外表，吨位虽重、炮径虽大，却无快舰、快炮，行动迟缓，开战后处处受制于人。

　　甲午战前，翁同龢为搏个人虚名，并陷李鸿章于进退维谷，乃高调主战，“俗不拉几”(合肥话，没有实力却爱表现)。李鸿章曾怒目相视，责问其平时缩减军费，临战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竟答称北洋军费如果紧急重要，李鸿章何以不再三申请，其错居然亦在李鸿章。翁之门生王伯恭亦曾坦言，翁曾亲口所言，中日之战无论胜败，都有把柄好整治李某人了(《蜷庐随笔》)。因私废公，误国不浅，恭王临终告诫皇上(光绪)，翁同龢主战而又不备战，既失外交之良机，又令实已落伍之陆海两军陷入险地，“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恭王薨后，皇上乾纲独断，将翁逐回原籍。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皇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李鸿章及翁同龢二人，何人误国至深，皇上、太后等知情者自有明断。

　　倒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能一窥李鸿章当家之苦、之难。其在呈交天皇之《对华迩言》中说：“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此意见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见，如已故之彭玉麟、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见。故可视为中国对日本之政略也。”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虽是敌手，却亦为李鸿章辩护，论及甲午战前李鸿章早有增兵朝鲜计划，却被翁同龢等否决，设若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或未可 知。“北京政府竟徒呈党争，对李竟加以如此儿戏般的谴责，清政府也可说是自杀的政策……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

　　甲午战后，陆奥对其同胞得胜后的骄态，颇多批评：“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 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此一逆耳忠言，于我朝野也实能振聋发聩。

　　宗方小太郎更有惊人之语，认为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李鸿章，万事皆了。那些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自以为气吞东海，舌撼三山，后人梁启超斥其为“虚骄嚣张之徒”，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不思解决之道，“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

　　诚哉斯言!

　　今日名词之滥用,未有如“汉奸”二字者也。不顾势禁形格、不察来龙去脉、不问细节情由，动辄冠人以“汉奸”之大帽者，令办事人逡巡不敢向前，其貌似爱国，实乃误国、亡国，倒颇类似“汉奸”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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