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洲事变”到1941年12月，日本除对弱敌取得轻易的胜利以外，没有别的经验。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它是有点担心。开战后的头几个月，日本接连获得大胜，这使它自己和别的国家一样感到意外。它最初对战事的担心于是很快便消失了。在继续挺进的时候，国力的人民和前方的士兵都欢欣鼓舞，没有多久，他们就不再把敌人作战和抵抗能力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产生了一种轻敌的傲慢态度。到中途岛海战时，这种心理上狂妄自大的程度已达到了浸透作战部队的官兵的思想和行动中。这种过分自负的毛病就被很恰当地称之为“胜利狂”，而它的流毒极广，在计划和执行中途岛作战的人员中都存在。
直到1942年春天，战事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帆风顺的。看来，制订中途岛作战计划的那些人完全是根据想象敌人大概会怎样做，而不是敌人可能怎样做或者有能力怎样做来制定计划的。进行舰队决战是我方追求的目标，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是攻敌要害。如果敌人不出来保卫中途岛，那也很好，我们可以把该岛和北面的阿留申群岛几处基地据为我方的前哨据点。这样我方防御圈可以延伸，我们可以沿夏威夷一线推进，直到敌人最后被迫出来决战为止。可是，在这样的设想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敌人的行动可能和我们所预料的不一样。不光是联合舰队这样盲目；军令部发言人在一次中途岛作战陆海军联席会议上也宣称：“在这次作战中，我们最担心的是敌人不愿和我们的舰队交锋，不肯从基地出来作战。”这种狂妄自大、对敌人的过低估计是再错误也没有了。应不仅不是不愿出来迎战，而且是求之不得并作好了准备的。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可以做到出其不意，这是因为我们满以为我们的计划不会泄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方兵力分散是狂妄自大的又一表现。分散兵力因为我们完全相信，如果敌人一旦被我诱出而情况又需要时，我方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集中起来进行有效地战斗，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个计划的荒谬。
我方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感染的胜利狂也绝不亚于我们的司令官，只不过影响所及不那么厉害、后果不那么深远罢了，但症状是很明显的。6月4日，我方航空母舰遭到致命打击时，绝大部分伤亡并不是由于爆炸和弹片造成的，而是由于烧伤。如果舰员照规矩穿上作战服装的话，很多起这种烧伤本身可以避免的。可是他们只穿短袖衬衫和短裤。是啊，为什么不这样穿？热带的夏天很热，又不必担心敌人的攻击，何苦穿那么多衣服来保护自己防止治烧伤呢？此外，还有从飞机上卸下炸弹换上鱼雷时，那样随随便便放置炸弹，根本没有考虑到把这些炸弹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而只堆积在甲板上。敌人决不会击中我们的军舰的。但他们却真的击中了。
准备中途岛作战时进行图上演习的人们的态度，最生动地说明了这种狂妄自大竟轻率和愚蠢到了何等地步。根据演习的一项规则计算，敌人投中了九弹，有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这些结果，却被任意地先改为命中三弹，击沉一艘航空母舰，另一艘受伤，最后竟索性改为一艘也没有损失。对于确定飞机的损失，也采用同样的灵活办法，当然都是对日本人十分有利的办法。
归根到底，不仅在中途岛海战中，而且在整个战争中日本战败的根源是深深地蕴藏在日本的国民性中。我国国民有一种违背理性和容易冲动的性格，所以行动上漫无目标，往往自相矛盾。地方观念的传统使我们心胸狭窄，主观固执，因循守旧，对于即令是必要的改革也迟迟不愿采用。我们优柔寡断，因此易陷于夜郎自大，这又是使我们瞧不起别人。我们投机取巧，缺乏大胆和独立精神，习惯于依赖别人和奉承上司。由于我们缺乏理性，往往把愿望和现实混为一谈，因而行事缺乏慎重计划。只有草率的行动失败后，我们才会理性地去考虑它，即使是思考了，但又往往是为失败寻觅借口。总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思想是不够成熟而又不善于调整适应，因此，我们便不知道为了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什么时候作出牺牲和作出什么样的牺牲。
这些就是日本民族性的弱点。至于这些弱点都反映在中途岛海战失败中，而这次失败使在那里作战的人们的一切事迹和可贵的牺牲都付诸东流了。日本人所遭到不幸，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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