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使英国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时至今日，“绥靖政策”对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国仍有深刻启示。

　　综合国力

　　一个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是立足于世界不败之林的保障，经济和军事则是衡量其国力的主要指标。且看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经济前提，可谓“衰败不堪”，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只得息事宁人，甚至为了经济的发展，进行变相的军经调配，幻想用无原则的和平换取经济的发展，导致军力下滑，国力不济。由此可见，没有巩固的经济和强有力的军事，国将不国。

　　当今世界，经济变革日新月异。任何国家要想赢取财富，充实国力，必须迎刃而上，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然而，“富国”决不能忘记“强兵”，“避战”未必能换来“和平”。不思战，不备战，只能醉身于战争的温床。纵使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没有巩固的军力和有效的经济为和平撑腰，“和平”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富国强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现今，台海危机愈演愈烈。一次次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无数次阻挠，要是没有我们强大的军力和经济作保障，“台湾独立”的阴谋早已得逞。我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不屈从于美国的武力威胁，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与军备改革;另一方面，不搞军备竞赛，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综合国力的增长!

　　军事学家克莱因曾说过：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相对而言，我们的“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分占世界第三和第一位，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处于相对先进水平。这是一个乘数相当不错的“国力硬件”，但是“国力软件”即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却相对低落。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抗议”，只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大有李鸿章“不可衅自我开”之态。南联盟使馆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躲躲闪闪，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软弱。对于台湾当局咄咄逼人的态势，除了“严正申明”，就是“呼吁对话”，以致让台湾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这正是英国“绥靖政策”的翻版。

　　对此，我们在富国强兵之际，更应注重上层建筑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国家意志，反对迂回退让的偏安绥靖政策，从“软件”上更新，提高综合国力。

　　政治稳定

　　政治是一个国家性质的体现;友好与霸道则是政治的双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将掀起世界恶浪。只有实行友好政治，才能维护国际稳定!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开明的君主国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昔日霸主，霸权政治根深蒂固。它无视弱小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国，支持德国整军、毁约，用以抗法反苏，甚至威胁法国“若采取军事行动，就会使自己同英国同盟分裂”[8](p.124)，助长了法西斯气焰，终究引火烧身。一定程度上说，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是其霸权政治的体现和维护其霸主权益的需要。

　　霸权政治是超级强国的本能表现。他们恃强凌弱，无视主权，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是世界不稳定因素之一。当今世界，美国到处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巴以问题、台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它放任以色列、台湾当局，又制造一系列冲突，造成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霸权政治下绥靖政策的产物，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历来注重国际友好相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对霸权政治的有效限制。发展至今，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切不可唯霸权国家马首是瞻，应坚持正义，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因美国的干涉而放弃统一;当然，也不可“沽名学霸王”，忽视弱小国家利益。共同推进友好政治，才能协调国际关系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外交发展

　　外交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径;传统与灵活则是能否顺利促进世界交流与发展的关键。外交方式是否得当，将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实行灵活外交，促进世界发展。

　　环顾英国“绥靖政策”期间的战略性外交策略，可用“传统”概括，即沿袭“光荣孤立”的传统外交立场，变相地实行“欧洲势力均衡”政策。可以说，绥靖政策是英国“欧洲均势”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始终突不破传统外交的框架。面对德国甚嚣尘上的扩张态势，拘泥不知变通，用传统的眼光审视德国，忽视法、苏、美等国家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对法西斯侵略恐惧万分，不知所措，外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以说，“绥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推行传统外交的结果。

　　历史证明，传统外交只能延误一个国家政策的灵敏度，违背“变通”原则。只有随机应变，灵活外交，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当今世界，外交活动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活动的中心，尤其是近阶段，巴以问题、美伊关系、朝韩关系错综复杂，各国政府审时度势，积极变通，灵活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中国政府也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根据实力“对号入座”，积极实施所谓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见机行事”，它是对“绥靖”的突破，既能避免卷入战争，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又能对大规模战争进行遏制，防止战争扩大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袭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主张不争一时之长，不扛大旗，不主动招惹麻烦，仍然处在消极防御阶段，不适应新时期战略外交之需要。至于“不放任”、“见机行事”，也不过是随声附和或“严厉谴责”。国家领导不求有所得，但求无所失，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外交部几乎成为外经贸部。中国外交有失高瞻远瞩、大气磅礴之雄风，万事以“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外交活动极为被动。

　　当然，随着国力的提升和领导阶层的变化，中国的外交走向也愈发明朗。我们既要“袖手旁观”，又要坚定、果断，“提高嗓门”捍卫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义感和道德的呼吁只是绥靖论的变相。我们要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以对外界作出反应为主的外交，而致力于增强外交主动性。通过建立国家间联盟体系，实行多边外交，并将外交重点由第三世界转向发达国家，在世界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加活跃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英国绥靖政策的推行有其历史的必然，它给世界，尤其是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年代，我们更应未雨绸缪，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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