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泰国媒体声称泰国“不欢迎中国游客”。同时声明，不是歧视中国人，而是有些中国人太过分了。其实，民众之所以对“中国人禁止入内”的歧视性标语如此敏感质疑和深恶痛绝，其根本情结缘于对那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臭名昭著标牌的刻骨铭心。这块牌子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一个标志，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此牌示的争论却十分激烈……

1890年情况有所变化，华人在公园里出现一些不雅现象，有人随意采摘鲜花，践踏草坪，有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更有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如更改日期，过期的入场券再拿来使用等。

二十年以前，历史博物馆薛理勇先生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称那一牌示“纯系误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其后，英国毕可思、美国华志建、日本石川祯浩等学者，都写过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上海学者所写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更多。我以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比较清楚的。陈丹燕的贡献是，她立在历史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文学与史学结合起来，深挖这一故事背后的人物生平与思想，特别是颜永京等人反对租界歧视华人的活动，对于人们理解那段历史，理解有关那一牌示问题，很有帮助。

外滩公园自1868年建成以后，华人是否可以入内，在不同时期情况是不一样的。

从存世材料看，外滩公园建成后的十多年中，并没有公开挂牌禁止华人入内，但工部局授令巡捕，禁止衣冠不整的下等华人入园的事情是常有的。还在1878年，《申报》就发表要求开放园禁的文章，内称香港之公家花园，先前也不准华人出入，但自港督易任后，以此事殊属不公，遂裁去此令，华人得以入园。上海与香港事同一律，弛于彼而禁于此，这是什么道理？文章强调花园创建时，所用钱款包括华人的税银在内，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很不公平。从1881年到1889年，一些洋行买办与有西学背景的华人，自诩为体面华人或上等华人，如颜永京、唐茂枝等，不断向工部局抗争，争取入园权。1889年，经上海道台龚照瑗出面交涉，工部局终于让步，由租界公花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酌发华人游园证，每证可带四人，限用一星期。1889年共发游园证183张，全年入园华人估计有七百来人。这段历史说明，在一段时间内，工部局是有限制地允许华人进入外滩公园的。

1890年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入园游览的中国人比以前大为增多，人满为患，影响了外国人的游览；二是华人在公园里出现一些不雅现象，有人随意采摘鲜花，践踏草坪，有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三是有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如更改日期，过期的入场券再拿来使用等。于是，工部局在苏州河南面新建了一个很小的新公园（亦称华人公园），以应付华人，同时严禁华人进入外滩公园。此后，一直到1928年禁令取消，才让华人入园。

那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话要分两面说。

首先，明确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八个字的牌示，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确证。近日媒体上所渲染的“证伪”，即就此而言。很多人说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示。1903年，周作人就说他看到的是“犬与华人不准入”七个字；1923年蔡和森说他看到的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八个字；1924年孙中山则说是“狗同中国人不许入”这么八个字。此外，陈岱孙、周而复、曹聚仁、苏步青、宋振庭等都说确实存在。但是，无论谁说亲眼看过，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一张照片、一份文件等第一手资料足以证明有这么个牌示。杨开慧父亲、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1913年记述他看到的这一牌示是：“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他的记述应该说是比较细心、真切的。

历史研究中，说有容易说无难。要证明某一事项存在过，只要有一条过硬的材料就够了。而要证明某事项不存在，则无论积累多少材料，也很难就断言“没有”。如果将来某一天，有人发现写有“狗同中国人不许入”这八个字的一张照片或一份文件，那这一迷雾就彻底廓清了。

其次，含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意思的牌示，确实存在。现存资料中，最早记载这一内容的，是1885年的公园游览规则。规则共六条：“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二，小孩之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三，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佣妇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四，不准入奏乐之处；五，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六，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这一规则收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直到1928年，四十多年间在字句上或有差异，各条顺序或有变动，但基本内容没变。

再次，这六条规则（有时是七条）是写在牌示上，立在外滩公园门口。这是事实，有照片在，也从来没有人否定过。如果将六条中的第一条与第五条合并起来，变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则既有原义，又非原貌。说既有原义，因为在六条当中，确实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意思，将这个牌示归纳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也不是无中生有，完全作伪。说又非原貌，因为在六条当中，“华人与狗”并非直接并提连写。分提与并提，意蕴自是两样，读者自可体味此中差别。假如六条当中，皆可随意并提，那么，第六条规定无西人同伴的小孩不得入内，将第六条与第一条并提，岂不成了“小孩与犬不得入内”！

多年来，笔者一直留心关于外滩公园的资料，尽管公园六条早已有之，如前所说，颜永京等华人在1880年代就进行抗争，但在1900年以前的文献中，迄今还没有见到有人将公园规则第一、第五条相提并论的情况，也没有见到从侮辱华人角度将华人与狗联系在一起表示愤慨的情况。那么，为什么1900年以后关于牌示问题就出现了？这倒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附带指出，禁止华人入内，不独外滩公园，其他租界公园，包括虹口公园、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以及其他许多公共场所，在1928年以前也都是禁止华人入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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