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创建了一个精干、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经贞观初年的机构精简，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裁员和机构精简，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很好的行政基础。同时，初唐时期的官场很讲正气，官员大都比较清廉。魏征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他把所得的赏赐全用于赈济灾民了。中书令岑文本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同样清贫。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他却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能写文章就当了这么大的官，这已经很让我担心了。我哪里还有心思经营产业？尚书右仆射、历史上有名的帅哥温彦博同样不治自己的家产，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体面一点的吊丧场地都提供不出来。由此可见，贞观时期确实政治清明。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可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官员就开始结党营私，出现了有名的“朋党之争”，官场腐败亦在所难免，随之又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弊。种种弊政之下，曾经的大唐盛世日渐衰落，最终坍塌。
精简过的政府机构是如何变得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曾经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是如何变得腐败污浊的？曾经的好制度是如何变味的？这一切显然值得思考。
这事还要从科举制度的变味说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在当时，科举制度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界限，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这显然比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要进步得多。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全部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去民营企业打工吗？那时候没有民营企业。去外企当白领吗？那时也没有外企。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史书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唐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派来的弟子，“国际反响”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李世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旧唐书》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挤。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史学家钱穆计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开元年问，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接下来，“大历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间官一品月俸已达九千缗。此后，唐朝官员的薪水还在继续增加，直到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唐德宗时的大臣沈既济曾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沈既济的说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风之中，有谁愿意听这样的逆耳忠言？再说，即使真听懂了这番话，此时恐怕也没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了。因为这时的官场已经彻底烂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里还有重新振作的机会？积重难返的大唐王朝气数已尽，只能苟延残喘地等待谢幕了——何况还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内外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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