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是春秋时代最后登场的一个国家。《越绝书》说，“越伐疆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霸”，概括了越国的主要事迹。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越国。在街闾巷陌，戏曲舞台上，还有另一个越国。这个越国由西施美奂、范蠡诡谲、越王坚忍、吴王误国等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组成，留下了“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兔死狗烹”等至今耳熟能详的成语。这个越国非常精彩，有挥舞宝剑的“越女”，有伐木如山的“木客”，天生笼罩着一种江南的氤氲，遮住了越国的过往。

　　越国仿佛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春秋最后的夜空，又瞬间殒没，和另一个转瞬即逝的吴国交织在一起。越国和吴国的羁绊很有规律，先是越国攻吴，接着吴国伐越。先后“称霸”，又迅速消亡。唯一的不同是，越王勾践被困时，向吴王献出“美女、宝器”，这位早期文献中没有出现姓名的美女给后来“西施”的出现创造了文学空间，帮助越国伐吴成功，最终灭吴。从人口到疆域覆盖了吴国的版图，就像西施和夫差故事所隐喻的那样，最后在浙北、苏南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吴越。当我们走出西施和夫差的温柔乡里，告别伍子胥与伯嚭一忠一奸的戏曲脸谱，或者越王勾践只能共辱而不能同荣的道德训诫，不得不面对一个疑问：越国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

　　没有“西施”的吴越之争

　　较晚出现的《越绝书》等著作共同塑造了“吴强越弱”的早期印象，借此衬托勾践隐忍复仇的“大逆转”剧情。戏剧效果是好的，给后人的误导却也是巨大的。吴国核心位于太湖平原的东侧，越国则据有钱塘江以南的绍兴-宁波平原，属于一衣带水的近邻。吴、越之间的第一次联系，就是以一次争端开始的。《吴越春秋如果解围，越国也能提供“带甲万人事君也”，供吴国驱策。在文种开出的条件面前，夫差只好撤兵了——这里没有“西施”。

　　虽然文献都记“吴伐越”，可相比越国腹地，嘉兴“槜里”距离吴国都城姑苏还要更近一些;其次，经过两次战役，吴王阖闾却被砍死，而夫差即使降伏勾践，仍奈何他不得(早期文献完全不见后来勾践“求其[夫差]粪而尝之”的卑下)。这到底是吴强，还是越弱?越王勾践接着开始了著名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说，勾践采用了文种提出的一些小伎俩：越国出现饥荒就问吴国借粟;越国度过饥荒，却把蒸熟无法发芽的种子还给吴国，吴国反而陷入饥饿。此外，勾践从越国南部聘请了一位“越女”，教授“剑戟之术”，就是后世传闻的“越女剑”，还从楚国聘请了射弩高手，教授弩箭。

　　任凭南边的越国捣鬼，吴王夫差却不管不顾，反而充满耐心地开挖了沟通江、淮流域的“邗沟”，把伐齐作为首要任务。几年后，吴王夫差终于为自己的放任受到了教训，《哀公十三年》载，勾践趁吴国伐齐、北会诸侯，北伐吴国获得大胜。这时，夫差正在黄河北岸大张旗鼓举行“会盟”。《左传》说夫差在与晋侯的盟誓顺序之争上落于下风，随后，发生了问宋国讨要粮食，却被宋国鄙视未果，悻悻而返。这样的“盟主”恐怕也是闻所未闻的。夫差返回后，没有追究乘机攻吴的越人，只是与越讲和。这究竟是“盟主”的大度，还是吴国的无奈?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越王勾践世家》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夫差在被围之下自尽于姑苏，越国最终覆盖了吴国的疆域，吴越再也无法分开。

　　是谁教会“越女剑”

　　吴、越的命运交织在春秋最后的岁月里，既是吴、越的幸运，也是无奈。实话说，一开始吴国稍强一些，毕竟吴国在楚国东进的头几十年里，还能独力抵抗西来之敌。可吴地资源、人口不足的困境，让越国走上吴国的舞台——阖闾买刺客专诸杀吴王僚后，靠着与南部越国的联盟，最终数败楚国;同样的道理，当吴国要求越国频频出战时，“越不从伐楚”，并最终砍死阖闾的问题就出现了。

　　楚国的威胁从未消失，哪怕是伍子胥鞭尸楚平王之后。这是夫差无奈于越，哪怕“杀父之仇”也一样赦免勾践的第一个原因——和“西施”没有一毛钱关系。第二个原因，在阖闾伐越前，越王允常曾经抗辩过“吴不信前日之盟，弃贡赐之国，而灭其交亲”，可见越国曾与吴国结盟抗楚，彼此间还有“贡赐”关系：越人为吴出兵，吴国为越提供粮食。文种去吴国要求“粟与财”不是勾践“卧薪尝胆”后的计策，而是吴、越结盟的基本前提。从这里看，古人眼中的“贡赐”遮蔽了吴、越关系的本质，吴国表面赐予越国的“粟与财”，实际上是购买越国武力援助的花费。然而，随着越国愈发抵触出兵，购买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最终使吴国无力承受——故事里的吴国把粟给了越国，自己只能忍饥挨饿。

　　第三个原因，吴、越停战之后，勾践开始了“十年生聚”，据说因此超过了吴国的实力。但是越国的“十年”并不长于吴国的“十年”。理论上，在人口基数不变的情况下，被吴围困的勾践是无法超过胜楚攻齐的夫差的。其实是越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其提供了伐吴的最终动力。“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这是《越语》中对越国实际控制范围的描述。不用说北面与吴接壤，三面被大海群山环抱，单表越国的西部“姑蔑”(秦代时设太末县，亦作大末)，这是浙西腹地金华-衢州盆地，是浙西沟通江西的必经路口(衢州因沟通浙、皖、赣、闽而得名)。换句话说，这里连着“干越人”生活过的鄱阳湖以东平原，不久之前干越在楚国的东进过程中，消失于赣东、皖南的群山。《左传哀公十三年》提到，当越人伐吴的部队里，出现了来自衢州姑蔑人的旗帜后，吴国就再也没有抵挡住越国的攻势了。而越国以南那位“越女剑”的传人和楚国的弩箭教师，更暗示了楚、越之间的深层联系——拥有剑戟、弓弩之术和人力资源的浙西(或更西部)人口，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浙东越国的战阵。

　　得到吴国的“粟与财”(为越国人口自然增长打下基础)，获得从江西深入浙西“干越”的人员递补，这才是越国“十年生聚”的关键。当越国愈强之际，吴国却因为失去外援而沦为强弩之末。南有越，西有楚，东有海，吴国只剩一条向北突围的不归路。吴国伐齐也好，开挖邗沟也罢，只是其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夫差赐死伍子胥，只因伍员率先把儿子安顿到了齐国。然而吴王也难逃宿命，所谓“黄池会盟”，这表面上的“争霸”，只是吴国北亡的前兆，因为吴国的确是倾巢而出，作最后一搏。这也是为什麽夫差始终对勾践的蠢蠢欲动听之任之，只靠“贷粟”换取短暂的喘息时间。十年不到，他们就真的亡于南方的越国了。

　　最后的吴越

　　吴与越，最终融合到了一起。伍子胥曾说：“我(吴)得其(越)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或许是因为吴、越本来就没有分别。吴国都城苏州，古称“姑苏”，亦是“江苏”之“苏”所本。“姑苏”读作“姑胥”(音“沟洫”)，千百年来，无人通解其意。然参考吴越方言构词，前有“姑蔑”写作“大末”，“勾吴”写作“大吴”，那麽“姑苏”在意译的时候，也应能写作“大苏”、“大胥”。这个汉语中仅作记音的字符(xü)，在今天的百越语中仍有使用，作地名的专有名词时，对应汉字一般写作“墟”或“圩”，意为“集市”(今天两广地区说“赶集”仍谓“赶墟”)。那麽“姑苏”一词很可能就是古越语中的“大墟”，即大集镇、大市，引申为大城，也能和姑苏的实际地位相符。可见吴越居民自古言语相通。

　　“吴越争霸”没有赢家。为了抵抗西来的楚国，吴国先后通过盟越、伐越的方式，将南部的越人纳入自己的阵营。当吴国尚未解决楚国的威胁时，狭小的空间和有限的生产，已经无法维持雇用、羁縻崛起中的越国的费用了。另一方面，越国地区持续增长的人口，也使得勾践急需北迁到相对开阔的长江下游平原，这让吴国倍感压力。防不胜防的吴国不得不仓促北遁，不惜一切代价开挖邗沟、北伐齐国，南边向越国采取绥靖政策。这明明是不得已之举，却被中原国家视为“称霸”，对国祚不久的吴国倒是一种保留了几分尊严的反讽。

　　许多年后，越国也将走上和吴国别无二致的道路，越国最后的终点迁到了齐国南鄙，连云港附近的琅琊。追迫越国并尽占昔日吴越故地的，就是吴、越背后的楚国，只是那时的楚国也狼狈地将都城搬到了江淮下游的寿郢。值得一提的是，吴、越的北进给齐鲁大地送去了春秋时最后一波人口迁移浪潮，既改变了姜氏齐国的命运，也为孔子的道德哲学提供了展现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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