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针对中国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要求日本天皇就过去的战争道歉一事，日本外务省以“对陛下非常失礼”为由向中方提出了交涉。这一罕见的强硬口吻，让不少中国人感到一惊。身为日本发动战争时的国家元首，昭和天皇在战后却继续统治日本达44年之久，更在死后倍享哀荣。昭和天皇到底是傀儡还是元凶？向天皇问责，又为何成为了日本人讳莫如深的“禁句”呢？
麦克阿瑟的“美丽误会”
说起日本天皇对于战争罪责的认识，有一段不得不提的公案——也许在美国人眼中，昭和天皇裕仁在战败之初就已经正式就战争做过道歉了。只不过这句道歉到底是否真实，其实十分可疑。
1945年9月27日，在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要求下，被日本神话为“现世神”的裕仁不得不屈尊前往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拜见麦克阿瑟。据麦克阿瑟后来回忆，会见过程中，裕仁显得十分紧张，在握手后对麦克阿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使得国民进行了战争，对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部决定和行动负有全部的责任，这次来访就是把我自己交给您，以及您所代表的诸同盟国进行审判。”
在回忆录中，麦克阿瑟是对裕仁这段相当于“主动认罪”的发言表现出了相当的好感，甚至觉得天皇有点贵族范儿。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段给天皇脸上贴金的佳话，却偏偏没有在日本人自己的记录中出现，根据随行翻译奥村后来给外务省提交的报告，裕仁当天到访后跟麦克阿瑟扯了一通有的没的，甚至连兴趣爱好都谈到了，但唯独没提战争罪责问题。
那么，天皇到底有没有在第一时间主动认罪呢？此事最终在麦克阿瑟回忆录的原版笔记被公开后才真相大白。根据上面的记载，裕仁一开始是这么说的：“袭击珍珠港是在宣战之前，但那不是我的意愿，我被东条(指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骗了。”也许是觉得此话太有推诿之嫌，裕仁接下来才又补充道：“说这话的目的并不是想推卸责任，我作为日本国民的指导者，对日本国民的行动负有责任。”
麦克阿瑟原稿中的这段回忆，也许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对于裕仁的这段表态未做记录——这段将过错推诿于臣下的发言，的确算不上什么美谈。不过，如此一来，问题就来了，既然原文如此，麦克阿瑟为何要苦心修改裕仁的这段发言，使它看上去像是认罪声明呢？
早决定放他一马
其实，麦克阿瑟之所以这么“马虎”，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意在为帮助裕仁逃避问责来造势。作为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一直极力反对废除天皇，他曾对美方的战后调查机构声言：“对他(昭和天皇)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无限期地维持秩序。”
麦克阿瑟“天皇能抵百万兵”的说法，今天听来十分耸人听闻，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却很有市场。事实上，早在战争结束前，美国就已经打定主意放裕仁一马了。首倡这一观点的，是战前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格鲁，作为美国当时为数不多的“日本通”，他曾将天皇比喻成“女蜂王”，“若把女蜂王从蜂群中消除掉，那么蜂巢(指日本)也将崩溃”。美国在1942年成立了以哥伦比亚大学胡格·博顿等远东问题专家为中心的研究团队，开始研究战后如何处置天皇和天皇制。该研究团队在1944年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名为《天皇制》的报告，建议在战后对日本天皇制度予以保留。
受该报告的影响，美国曾一度设想在《波茨坦公告》的草案中明确保留天皇制，只不过随着原子弹研制的完成，为了增加战后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美方紧急删除了草案中的这一段表态，而将其改为“日本国之最终政治形态，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这一闪烁其词的说法很快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时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迅速致电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进行确认，电文称：“帝国政府注意到……公告所列举条款，不包含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基于这一理解，帝国政府接受上述公告。帝国政府相信，上述理解正确无误。切望即刻对此明示意向。”在该电文得到了美方的承认后，日本才最终宣布投降。
美日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这一番你来我往，揭示了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所重视的事实，那就是至少在美日双方看来，日本在二战中其实并非无条件投降，而是将保留天皇制作为前提的。这一点，身为驻日美军司令的麦克阿瑟及其幕僚虽然从未明言，但其实心知肚明。他的军事秘书费勒斯准将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提醒自己的“老板”：“如果一边利用天皇，一边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对日本国民是一种违背承诺的行为。因为，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国民，接受了明确表示保存日本国体的《波茨坦公告》。”
甭管裕仁有没有错，法办天皇都是违约行为，这就是美国对裕仁的态度。
天皇的心思你别猜
话又说回来，即便美国在二战后认真追究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是否又真能追出个子丑寅卯呢？恐怕也很难，因为天皇对于整场战争的态度，的确做到了“圣心难测”。
事实上，虽然在东京审判中，美国总检查长季南曾经以“使天皇免受审判是盟国的政治决定”为由拒绝对追责天皇一事作出回应，但检方的确曾对该问题进行过调查，可惜，调查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天皇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
天皇罪证的缺失，与日本战前所奉行的独特制度有很大关系。根据日本战前所奉行的《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有权过问国政，但没有义务对大臣的上奏进行回复，进而也就不必对政策施行所带来的后果负责，这就是所谓的“天皇无答责”制度。这个制度的设立，为裕仁天皇在战后金蝉脱壳带来了不小的便利。因为至少从日本国内留下的史料来看，这位天皇似乎不仅没有主导发动战争，还一再扮演和平鸽的角色——至少1941年9月，当日本御前会议最终决定对美国宣战时，昭和天皇煞有介事地宣读了明治天皇所作的和歌，表达了对和平的祈望：“四海之内皆兄弟，风波乱起为哪般？”在战后，这段发言却被拿来当做了为天皇开脱的挡箭牌。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说：“没有这个日本国唯一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虽然“无答责”制度让裕仁不需要明确表明对战争的态度，但整个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战争决策和重大军事行动，这位天皇都密切地参与其中，或是得到天皇的暗示、默许、批准，或是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很难想象一个真的希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会如此尽心战争服务。
争议天皇得善终
不管人们对于昭和天皇的战争罪责有多少疑问，裕仁最终在战后逃脱了被问责的命运。不过，根据美国的要求，天皇在战后不能再以“现世神”的形象出现，而只能作为国家的象征得以保留。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一再向国民申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不过，天皇在宣言中并没有直接否认自己的神格，而是使用了一种模糊暧昧的语气：“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由彼此之信赖和敬爱所结成，而非仅依神话和传说而生；也不是基于‘认为天皇是现世神、同时日本比其他民族更加优越从而被赋予应当成为世界的支配者的命运’这种架空的概念。”
发表《人间宣言》后不久，昭和天皇便开始“巡幸”全国，鼓励国民。视察活动持续了近8年，累计165天，行程3.3万多公里，足迹遍及冲绳以外的日本列岛各地，其目的还是宣扬天皇的权威性，并借此提高国民的凝聚力。
1947年5月，日本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颁布新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由国家元首变为“日本国的象征”。
不过，丧失权力后的昭和天皇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从20世纪50年代起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出访欧美，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等。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行程中还特意会见了昭和天皇。在会见中，裕仁首先伸出手去同邓小平握手，并表示两国之间“不幸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希望今后长期友好。这番表态，不知能不能算作是这位天皇在对战争表示歉意。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日本政府随即为其举行了名为“大葬之礼”的盛大国葬。对于这位天皇的去世，世界各国的反应尤为积极，163个国家、27个国际机构派代表参加，其中仅元首、总理就有55人，连中国也派出了外交部长以“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前往吊唁。
昭和天皇在位62年，终年88岁，生前备受争议，死后却备极哀荣。如果从盖棺论定的角度说来，这位天皇在战后的“洗白”不可谓不完美。然而，对于这位天皇的评价究竟是怎样的，人们心中自有一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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