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命令张之洞，立宪之道宜如何进行，各种奏折在外呈交地方大吏，取其切实正大者，选录代奏。

　　因吴樾事件后，再次出访分两路，日期、路线对外界保密。戴鸿慈、端方一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

　　熊希龄跟随的是端方一路，他在上海等候，这一路共有33位随员，经费是26万两银子。至于考察报告，各团员都大感头疼，所以到日本后就先期将工程发包给杨度。半年多时间，游历了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熊希龄到了意大利，不再跟团，赶紧打道回府，理董考察报告事务。他专门到日本，去找杨度要稿子。

　　杨度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为列强欺凌剥夺，“今政府之对于外，则赠礼之政府也。所赠者，国民之经济而已。其对于内，则窃财之政府也。所窃之财为何?国民之经济而已。其不负责任如此，故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疾呼号召于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金铁主义》第三节)此文作于1907年。文章奇长，实为一专著。对社会、对皇族而言，殊欠明了。辗转复沓，横说竖说，反而减弱它想达到的效果。

　　杨度的设计、理念都没有问题，虽说来源于日本宪政，但矛盾纠结的晚清帝国，实现的路径却没有一条。

　　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杨度晚年好论佛，《新佛教论答梅光羲》，描其不甘寂寞之状，如在目前。他说他的修炼，“自觉气达于丹田，转趋尾骨，上缘背脊，以贯于顶……此后静坐之时，手足自动，异状甚多。身亦上腾，几播床下。枕移被揭，不可遏止。四肢动毕，遂及他部，或齿牙上下自叩，或眼球左右转动，或耳筋自掣，或面筋自动，作种种喜怒哭笑之状……”

　　此系论静坐之法，如何安心，倘果真遵照其法而行，只怕不但不能安心，反而搅动心里火山之爆发，五脏六腑，骚然万状，令人笑倒在地。此公在日留学时以君宪论结识袁世凯，从此多年奔走其门下。袁世凯暴卒后，他又依托张勋、曹锟、吴佩孚，其间也曾转贴孙中山。再往后是张作霖、张宗昌、第三国际、杜月笙……汹汹奔忙，六根不净，昭然若揭。

　　所以他标榜的修佛，说起来天花乱坠，做起来竟很像谤佛。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经过日本，杨度事先撰写考察蓝本，事后大臣再予填空之法补足。

　　时在1906年1月21日，熊希龄随载泽等访欧，经日本、抵东京当日，即将此任务交杨度。《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写了几个月，夏天交卷，其后与梁启超商组党(宪政会)，以人事纠纷未果，1907年创《中日新报》，组政俗调查会，脱离康、梁。

　　1907年底他因伯父去世回湘，联络谭延闿等人组宪政讲习会，该会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义发起入都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

　　同年7月，黄遵宪致信梁启超，谈到“今日之新进小生，造孽流毒，现身说法，自陈己过，以匡救其实，维持其蔽可也。谓得国粹即能保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即可见其徘徊犹豫之状。

　　1907年，又派政考团达寿往日，汪大燮往美，于式枚往德考察宪政，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负责筹备工作，各省成立咨议局，府、县成立议事会。

　　今有告别革命派以为当时革命党不闹事，听任清廷立宪不是很好吗?

　　这是不通的。首先，立宪的筹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一旦压力停止，立宪马上停止。

　　其次，号曰立宪，却容不得维新立宪派人士参与——只许我自摸，不许他人染指。譬如此际梁启超在东京组政闻社，彼欲回国参与分权，却被严厉禁止，明确告之他们仍是戴罪之身!

　　预备立宪，没有诚意，反而倒有无尽的机心与蛮横。1906年秋，载泽并向慈禧密奏“立宪”大利有三：“一曰皇位永固，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大利三。”也即“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那就看他们的另一番算计了。国家、生民都是其不惜埋葬的赌本。“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面对晚清的劣政恶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更多地选择了忍辱偷生，或同流合污，或把生命消耗在毫无指望的上书请求路途。但同盟会健儿的挺身犯难，不乏吴樾、徐锡麟、彭家珍这样敢于公开向暴政宣战的孤胆勇士。

　　端方考察美国时，大员出洋考察政治，端方、戴鸿慈由日本转美国，抵欧洲，绕地球一周而返。当时中山先生委派冯自由驻日本，陈少白驻香港，刘成禺驻美国旧金山，与保皇党人相争持，遍设言论、筹饷机关于南北美各国。刘成禺为洪门致公堂白扇，握有言论总裁权，端方到美后的情形，刘成禺多有所知。加利福尼亚大学请端方、戴鸿慈二人赴校演讲，刘成禺正在该大学，得以亲见其演说情形。他在《世载堂杂忆》中记叙当时情况，大学校长请他们演说，端、戴两人同时上台并立于演席中。端方对戴鸿慈说：“请老前辈发言。”戴鸿慈说，你和西方人多有往来，你才晓得规矩，你先说吧。两人一左一右站立，端方说一段，翻译译一段。译完，端方就问戴氏说，老前辈，我说的没错吧?戴鸿慈说，不错不错。端方又说一段，翻译译完后，他马上又向戴氏请教对否，如是往复数百次。结果那些听演说的西方人就问刘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刘成禺就以中国古礼如是作答。校长得知后，就修书以刘成禺所说致谢。于是端、戴就问刘成禺，所谓古礼之说在哪部经典里头。刘氏举出当年苏东坡自编典故的故事，说是想当然耳!一度在唐人街传为绝妙好辞。

　　端方知道刘成禺从湖北来美留学，就视之为他的学生，托人转达要求刘氏去驻地看望他。待到见面，他问道：“你是我的学生，何以不来见我?”刘氏以报馆忙碌卖文为生作答。端方就说：“我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 刘成禺故作不知。端方说，什么话!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

　　戴鸿慈,端方在美国考察宪政时的照片(1906年,芝加哥)

　　临行，端方又说：我忝居老师，你屈居门人，你给我面子，那些话此后都不要讲了。刘成禺说，端方口中所谓“那些话”，盖排满论也。

　　到了1907年，立宪在全国绅商阶层已趋共识，逐渐形成涌动的呼求与洪流，他们请愿召开国会，开放舆论。民间要求归要求，在宫廷内，又是一番情景。1907年6月，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被侍读学士恽毓鼎参劾，说他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请予罢免。这个奏稿系杨士琦手笔，由恽毓鼎具名，奕劻背后指使，给杨士琦的润笔是白银二万两。由铁良、孙家鼐查明，随即将瞿氏开缺回籍。稍微开明者即无法在慈禧势力范围动弹。

　　1908年9月，清廷被迫公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预备之期为九年。该大纲为宪政编查馆草拟，可疑之处如下：

　　日期：九年，因有变化，实为渺不可期，缓兵之计，既可为空头支票，又可有多种解释权。

　　主笔人物：皇族，出洋考察的首席，载泽主谋，具体为留日学生。

　　取法：日本而非欧美，全部抄自日本宪法。

　　要点：扩大君权而非削弱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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