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起因

　　赎罪日战争是阿以冲突的一部分，自1948年以来已经造成多场战争。在稍早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发起战争，攻占了整个西奈半岛乃至苏伊士运河的停火线，并且从叙利亚那里攻占了大约一半的戈兰高地，吞并了整个的巴勒斯坦，占领了约旦的大量领土。

　　在战争前几年里，以色列在西奈和戈兰高地上建立了许多防御工事。1971年以色列花费了5亿美元在苏伊士运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堡垒系统，这座堡垒被命名为巴列夫防线(Bar Lev Line)，名称来自以色列将军哈伊姆·巴列夫(General Chaim Bar-Lev)。

　　埃及和叙利亚都想取回在六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但以色列高层却不想归还这些通过这种手段夺来的土地，并且对联合国关于归还土地的决议不予理睬。

　　埃及总统纳赛尔于1970年9月去世。继承他的是萨达特，萨达特决定经由战争手段取回在六日战争中的失土。1971年，萨达特在与联合国调停大使Gunnar Jarring的谈话中声明，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岛和加沙走廊的所有武装部队”并且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的所有条款，埃及才会“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色列的答复则是绝不会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边界。

　　萨达特寄望于以小规模的战胜以色列便能改变现状。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对和以色列的谈判完全不感兴趣，并认为只有用完全的军事手段才能夺回戈兰高地。从六日战争以来，阿萨德便进行庞大的扩军备战，他希望让叙利亚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军事霸主。在埃及的援助下，阿萨德认为叙利亚军已经有绝对的胜算击败以色列并取回失土。阿萨德认为只有在以武力夺回戈兰高地后谈判才会展开，到时将能威逼以色列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并且逼以色列做出其它的让步。

　　萨达特期盼战争的来临，此时的埃及经济一直低迷不振，在萨达特的传记里，作者Raphael Israeli描述萨达特面临到埃及自从六日战争以来士气低迷的问题，认知到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须先克服这种战败的羞耻感。埃及的经济已经陷入混乱，但萨达特察觉到他将要推行的改革必定会在部分埃及人里不受欢迎。而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将能让他获得人民普遍支持。一部分的埃及人，尤其是那些发起许多抗议活动的埃及大学学生，强烈主张进行一场战争以夺回西奈半岛，而萨达特掌权以来还未发动战争让他们相当不满。

　　其它的阿拉伯国家对发动新的战争较不感兴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担心若是战争失败将会再次失去土地(约旦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失去很多的土地)。同时萨达特承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战胜后将会让他们管理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而约旦国王则认为西岸地区应该属于约旦的国土。而且，在1970年爆发的黑色九月事件(Black September crisis)巴解与约旦的内战中，叙利亚曾军事介入支持巴解，进一步造成约旦和叙利亚的不合。

　　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样关系紧张，伊拉克也拒绝参加开头的攻势。黎巴嫩则由于军力过小和内部的不稳定而没有参加。在开战前一个月萨达特忙于在外交上争取支持，到1973年的秋天，萨达特宣称已经得到超过100个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大多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的参与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萨达特也在欧洲争取支持，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英国和法国首度支持了阿拉伯国家，在战争爆发前西德则成了埃及最大的军备来源国。[2]

　　大国政治介入

　　萨达特于1972年公开宣称埃及将会和以色列开战，并说埃及已经准备好“牺牲1百万名士兵”。1972年底以来，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从苏联那里取得了MiG-23战机、SA-6防空飞弹、RPG-7反坦克榴弹、T-62坦克，尤其是AT-3反坦克飞弹，并且改良了军事战术。在六日战争中造成军事失败的无能将领被有才能者取代。

　　超级大国的介入也是影响两场战争结果的主要因素。苏联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埃及军事上的弱点，美国与盟国支持以色列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攻击性武器，而苏联则只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提供埃及防卫性的武器。前任总统纳赛尔曾经造访莫斯科，纳塞尔极力恳求莫斯科高层，并且宣称如果苏联拒绝提供武器，他将会返回埃及向埃及人民宣布苏联已经遗弃了他们，并反过来向美国求取支持，如此美国将会在此地区占上风。由于苏联无法接受美国介入埃及，最后只好答应提供埃及防空飞弹以防御边界。

　　事实上埃及在之前1968年所发动消耗战役(War of Attrition)的一个潜在目标便是为了逼迫苏联提供埃及更先进的武器军备，埃及感觉到唯一足以说服苏联相信埃及军备落后不足的方法，便是将这些落后的武器投入实战中，对抗由美国提供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并以这些实战的落败来说服苏联提供更先进的军武。

　　纳赛尔与苏联的关系在1967年的战争中产生冲突，苏联希望埃及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和以色列的冲突。苏联不计代价希望避免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免与美国展开进一步的对抗。美苏于奥斯陆的与会更进一步朝向保持现状，而这是埃及所无法接受的。由于担心准备战争的意图被苏联察觉，埃及开始驱逐当时停留在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团。1972年7月萨达特驱逐了几乎全部20,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

　　苏联认为萨达特不会有机会赢得战争，他们警告萨达特，任何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都会由于以色列严密的防御而死伤惨重。苏联当时正致力于缓和政策，因此极不乐见中东出现不稳定的情势。在1973年6月与尼克松的会面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建议以色列应该撤回1967年的边界，勃列日涅夫称如果以色列不这样做，“苏联将很难维持目前的和平状态”，暗示了当时苏联对萨达特发动战争的意图已经无能为力。

　　在萨达特1973年4月9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时，他再次威胁向以色列发动战争。在1973年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数次大型的军事演习，每次都引起以色列军方提升到最高的警戒状态，而每次都在几天后回复平静。以色列的领导人相信，如果战争爆发，以色列空军能像以往一样很快的击溃敌人。

　　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在一次与军方高层的会议中，透露了他发起战争的意图，即使是在苏联并不支持的情况下。战争计划在极机密下拟定，即使军中的高阶指挥官也只在战争爆发前不到1个礼拜才被告知，而士兵们则在几个小时前才被告知。攻击计划代号为Operation Badr，也就是阿拉伯语里“满月”的意思。

　　展开突袭前夕

　　以色列军的军事情报部(Aman)是以色列全国的情报判断中心，军事情报部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方法建立在几个假设上。首先，他们假设叙利亚不会与以色列开战，除非埃及也一起参战。第二，他们在埃及军方里有一名位阶极高的间谍(这名间谍的身份直到今天依然是机密，只被称为“消息来源”)，藉由间谍他们得知埃及希望夺回整个西奈半岛，同时埃及在取得苏联支持的轰炸机以瘫痪以色列空军、和飞毛腿飞弹以威胁以色列城市之前将不会发动战争。由于苏联还未提供轰炸机，而飞毛腿飞弹也才刚于8月运达埃及，要花费4个月进行训练，因此军事情报部认定战争将不会在短期内爆发。由于这些带有偏见的错误假设，导致他们忽略了其它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

　　埃及军进一步的刻意制造这种误解，以色列和美国都以为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举动已经严重损害了埃及军的战力。埃及继续制造各种假情报和讯息，像是埃及军在后勤上出了问题以及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操作先进武器。埃及也不断的制造缺乏备用零件的讯息。萨达特长期以来施行的边缘政策更多次故意扬言发动战争，直到其它国家开始减低对于战争爆发的危机意识。在1973年的5月和8月，埃及军两次在边界动员的演习，使以色列军方为了提升警戒状态而额外花费了1千万元。

　　在赎罪日的前一个礼拜，埃及军指定将在苏伊士运河进行为期1个礼拜的训练演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侦测到埃及军在运河周遭有大规模集结行动，却判定是埃及军的另一次演习。同时叙利亚军队在边界也开始大规模集结，然而军事情报部却认为这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依据他们的假设，叙利亚只有在埃及也加入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而埃及只有在苏联武器到达的情况下才会开战。

　　之所以选在犹太人的假日赎罪日(Yom Kippur)这天发动战争，是因为以色列在这天处于全国放假状态。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天包括虔诚的犹太教徒和一般现世的犹太教徒都会实行禁食，同时会避免使用武器、电子器材、引擎、通讯设施等等，道路交通也会停止。许多士兵在这天离开岗位返家过节，以色列正处于一年中最战备最脆弱的状态，尤其难以进行全国军人的紧急复员。

　　尽管已经拒绝参加，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在两周前曾与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会面。尽管萨达特和阿萨德皆不信任约旦而不太可能告知战争的详细计划，但他们很可能在谈话中企图试探约旦参战的可能性。”侯赛因国王秘密的飞往特拉维夫以警告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叙利亚会在没有埃及参加的情况下开启战端?’，梅厄夫人问道，侯赛因国王则说他不认为：‘我认为他们(埃及)会一起行动’”(Rabinovich,50)。让人吃惊的是，这样明确的警告都没有被以色列所重视。以色列的军事情报部认为约旦国王所说的都是他们已知的情报。“以色列的摩萨德(Mossad)情报局在9月里经过可靠的情报来源接获了高达11次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但摩萨德情报局的局长Zvi Zamir依然坚持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力发动战争。即使是约旦国王的警告也没有被重视。”。

　　最后，Zvi Zamir亲自前往欧洲与“消息来源”会面(那位埃及的高阶间谍)，时间是10月5日—6日的午夜，在会面中，间谍告知他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这次的警告获得了重视，加上其它众多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终于迫使以色列高层展开行动。就在攻击开始前一个小时，军方下令开始紧急动员后备军人。很讽刺的，这次动员比以往简单的多，因为大多数的军人都待在犹太教堂或是家里过节。

　　以色列军方所奉行的战略是，如果发现战争即将逼近，以色列将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这个战略是假设在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能于战争爆发前至少48小时察觉危机逼近。

　　总理果尔达·梅厄、国防部长莫夏·达扬(Moshe Dayan)和以色列将军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于赎罪节的早上8:05会面，当时距离攻击展开只剩下6小时了。戴扬依然坚持战争不一定会爆发。而埃拉札尔则极力主张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并计划在夜间攻击叙利亚的机场、在下午3:00攻击叙利亚的飞弹基地，并在下午5:00攻击叙利亚地面部队。“当会面结束时，总理仍然犹豫不决，但她决定将不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以色列非常仰赖美国的支持，并担心主动发起攻击会被视为是以色列开启战端的。她说：‘如果我们先发起攻击，我们会在国际上站不住脚，而且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国家由于遭受阿拉伯国家威胁石油禁运和贸易杯葛，早已停止供应以色列武器和军需品。因此以色列完全仰赖美国支持军需品，也因此非常顾忌任何会危及两国外交关系的行动。

　　如今回顾起来，决定放弃先发制人的攻击或许是个明智的选择。在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进行的五分钱救援行动(Operation Nickel Grass)，为以色列补充了大量宝贵的军火武器。依据亨利·基辛格的说法，如果是以色列先展开了攻击，“他们或许就不会获得那么多援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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