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明末农民战争，人们在赞扬李自成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同时，也感慨其溃败之迅速。细究起来，李自成败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说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妨先从他任用的谋士谈起
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他带领村里一批饥民投奔起义军，不过直到崇祯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都不曾吸纳一名儒士，遇到重大问题，只能同身边的起义将领商议解决.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数人马攻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起义队伍也从50骑迅速发展至数万人。随着起义势力的复兴，牛金星等几个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李自成随即任命他们充当谋士。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和政权的建设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定“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五年不征”“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政策。
不过，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人李岩，但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为起义军的日后败亡埋下祸根。
比如说，“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五年不征”的政策问题。在当时，这些无疑会赢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况且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不征赋、不派役，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因此，农民军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但大顺政权的解决办法却是追赃助饷，即严刑拷打迫使官绅交出财产，以充军费。在河南，大顺政权的官员“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就是将明朝的官绅乃至士大夫推向明王朝或清王朝一边。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政权后又叛顺降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父吴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饷二十万”。
那么，李自成为什么要用低层次而不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充当谋士呢？这就触及到李自成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
李自成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没什么文化，也不熟知以前的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识分子夺取天下的历史。加上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做官，就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对此不免心生厌恶。因此在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分子都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崇祯十五年甚至还发生过劓（削去鼻子），刖（砍去双足）襄城诸生的事件。这种粗暴的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推向敌对营垒。
后来，李自成虽依靠牛金星等人陆续招募了一些明朝进士，但也只是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未曾任用他们充当谋士，这说明他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疑忌的。即使崇祯十七年（1644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原明朝侍郎侯恂，那还是因为侯恂被崇祯关进了监狱，李自成认为他必定恨透了明王朝，可为农民军所用。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规定，所有大顺政权的文官一概受武将即起义农民将领的节制。就是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李自成也从未认真征询过他们对天下大势及治国治军的意见。其实，这批降官中不乏对全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具治国治军才干者，有的后来降清，就被清廷擢任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的抗清武装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李自成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站稳脚跟之后，广泛网罗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真知灼见的高层知识分子，那么他在制定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时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大顺政权也可以稳定下来，击败清王朝的进攻，进而统一全国。
当年农民军、明王朝与清王朝的角逐早已随风而逝，现今重温历史，我们不应忘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教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任何革命都将走向失败；没有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任何政权都会走向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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