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的兄长爱新觉罗·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历史上被称为清德宗或者光绪皇帝，出生于北京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

　　同治皇帝去世后，载湉被立为皇帝，命运从此发生重大转折。他再也不是醇亲王府享受父母疼爱的小宝贝，不能叫父亲阿玛，也不能叫叫母亲额娘。也许是同治皇帝的放纵给两宫和王公大臣留下的阴影太深，光绪皇帝不得不接受最严格的教育，以满足众人的期望，预备成为一位孝顺、聪慧、勤学、亲善、贤明、仁德、进取的帝国君主。两宫太后和大臣们用最严苛的眼光与标准要求皇帝，生怕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辙，以致小皇帝的童年充满单调和枯燥。

　　1887年2月7日，亲政大典正式举行。光绪皇帝早早收拾停当，凌晨4点即在群臣护卫下前往大高殿、寿皇殿，向大清朝列祖列宗行大礼，并在8点许至慈宁宫，率群臣向慈禧太后行庆贺礼。之后，光绪皇帝在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朝贺，昭告天下正式亲政。

　　光绪皇帝在亲政以后，婚姻大事也提到了议事日程。1888年7月27日，慈禧太后发布的懿旨给了光绪皇帝新的希冀。在这份懿旨中，慈禧太后声称以前因为皇帝刚刚亲政，遇事多不能决断，才答应王公大臣的请求训政数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皇帝处理政事越来越成熟，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如果明年正月完成大婚，皇帝将完全施政。慈禧太后这番惺惺作态，好像只要光绪皇帝成亲了，那么就会真正放手，任凭他施展抱负。

　　光绪皇帝心中振奋不已，似乎一个美好的时代正在开启，而他将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皇后和妃子从八旗秀女中选取，慈禧太后内侄女叶赫那拉氏、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的等人进入皇室的法眼。

　　皇帝选妃和大婚是大清朝的头等大事，本来应该由光绪皇帝亲自选定。但是慈禧太后看中了自己的内侄女，强行立为皇后，而将光绪皇帝中意的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列为嫔妃，这无疑让光绪皇帝大为恼火。不过形势比人强，只能默默接受。

　　当上皇后的叶赫那拉氏已经21岁，相貌平平，又是慈禧太后强加的，十分不讨光绪皇帝喜欢。而瑾嫔和珍嫔，尤其是珍嫔，相貌端庄，性格机警，居家时受开明的母亲和才华横溢的族兄志锐的影响，性格开朗，志趣广泛，反应敏锐又不失天真，很得光绪皇帝喜爱。

　　珍嫔的到来犹如一缕阳光穿透笼罩在紫禁城的阴云，又似投入沉寂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光绪皇帝对未来的热情和憧憬。两个志趣相投的人越来越亲近，或女扮男装，磨墨捧砚，谈古论今，或摇扇品茗，谈论诗词，对弈手谈。两人你侬我侬，倘若不在大清朝的紫禁城内，倒也是一对惹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尽管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强加的隆裕皇后不感冒，甚至借口身体不适，撤消了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和在京满汉大臣的宴席礼，以示不满。但光绪皇帝完成成婚大典，意味着大清朝的政治揭开新的篇章。1889年3月4日，举行光绪皇帝再一次的亲政大典，慈禧太后的训政宣告正式结束。在慈宁宫，光绪皇帝率群臣对慈禧太后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赴中和殿接受执事官行礼，再赴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叩拜，下诏颁行天下，自此光绪皇帝开始亲政。

　　光绪皇帝成婚大典前夕，礼亲王世铎拟定归政办事条目，给了光绪皇帝接受和批复奏折的权力作为过渡，仍然赋予慈禧太后最终的决定权，可谓朝廷大政，还是需要秉承慈禧太后的意志始见施行。即使光绪皇帝亲政，慈禧太后仍然要遵照训政以来的旧制，将完全归还施政大权的日期一再推后。这就让光绪皇帝的心情极为压抑，整日谨小慎微，遇事不敢自行决策，必须秉持慈禧太后命令而行。

　　无怪乎身为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中感叹现在办事一切照旧，日常政务由光绪皇帝和军机大臣裁决，关键的政事还是要靠慈禧太后发出懿旨。

　　时光荏苒，当年意气风发的醇亲王奕譞老了。沉重的外部压力、繁重的帝国事务以及在慈禧太后、皇帝和王公大臣之间周旋，让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堪重负。1890年，光绪皇帝多次前往醇亲王府探望重病不起的生父。几个月后，奕譞的病情再次加重，光绪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前往醇亲王府探望。1891年1月1日，奕譞病逝。

　　醇亲王的去世对光绪皇帝是个沉重的打击，虽然因为礼制父子不能相认，但从童年到亲政，尤其在光绪皇帝遭遇逆境时，醇亲王的存在和周旋总会帮助他化解危难，给他带来一丝丝慰藉和希望。

　　醇亲王的去世对大清朝来说是个灾难，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纽带断裂，缓和和调解二者矛盾的人物从此消失，大清朝高层脆弱的政治平衡一点一点地被打破。

　　从大婚到亲政，从亲政到醇亲王去世，日子对年轻的皇帝来说走得快了些。虽然无法真正的获得最终决策权，但并不妨碍光绪皇帝了解外部世界，渴望做个有为的君主。

　　部分官僚阶层基于传统政治价值和乌托邦似的政治理想一度倾向帝国皇帝，而另一部分务实的官僚则从实际出发，倾向于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帝国的士子阶层，特别是倾向于改革的士子，要么不得不追随康梁，沉迷于康梁所编造的政治谎言，要么陷入迷茫中寻找新的方向。而帝国的百姓，特别是遭受列强瓜分狂潮损害的百姓视列强和倾向西式改革的官吏为敌人，在随后的变乱中肆意地毁灭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将整个国家推入危难中。

　　光绪皇帝个人急于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急于通过全方位的变革振兴国家以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任用空有一腔改革热忱却缺乏政治经验的康梁等改革势力，轻率地发动激进的政治改革，试图在短时期内实现政治目的。光绪皇帝并没有杀害慈禧太后的心思和计划，而康梁的政变图谋让他百口莫辩，在王公大臣中的威信跌到了最低点。自戊戌变法之后，基本丧失权力，到后来差点被废黜，眼见心爱的珍妃被逼跳井身亡，再到逃亡中与慈禧太后针锋相对，最终没熬过慈禧太后，无奈地先她而死。

　　光绪皇帝的余生可谓是悲怆万分，全无帝王的尊严，其中缘由恐怕难以表于人前。

　　倘使慈禧太后的权力欲与控制欲稍有抑制，光绪皇帝的智囊团如翁同龢之辈能多一点政治智慧，康梁之辈不被权力欲和支配欲迷了心，帝后之间多份关爱呵护，君臣之间多些齐心协力，少些蝇营狗苟，也许光绪皇帝的命运将大不相同，大清朝也不致沉沦，中华的命运也不致如此多舛!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总是在悲剧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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