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曹魏邓艾率军冒险而进，偷渡阴平，攻克江油，大破诸葛瞻，兵临成都城下。蜀汉后主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然而众臣商议许久，形成两大意见。一是，吴蜀联盟，东投孙吴;二是，南走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也许可以置死地而后生。两种意见不能够统一，朝堂之上争争吵吵，刘禅更是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谯周站住来，提出了降魏之计，他认为，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而南奔南中七郡也不可行，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此战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谯周此言正中后主刘禅下怀，听从了谯周的意见而降了魏。但是后世许多的名士对谯周降魏给予了指责，以东晋史学家孙盛最为激烈，他认为如果不是谯周劝刘禅降魏，蜀汉是不会亡国的。那到底谯周是不是误国呢?

　　觉得谯周误国的人认为根据蜀汉的实力，仍有一战的资本，胜则救蜀汉于危难之间，败也不能将蜀汉拱手相让，誓死与成都城共存亡。其实，从蜀汉高层来说，此战如果胜利则扭转了蜀汉的危局，功在社稷而在中国战争史也必当永垂不朽，而自己也可以赢得身前身后名，然而对于蜀汉的百姓来说，从诸葛亮六出祁山到姜维九出祁山已经耗尽蜀汉的国力，朝廷腐败，刘禅昏暗，降魏也是顺应民心。《三国志》中记载，公元261年，薛珝受吴主孙休之命赴蜀，回国介绍蜀国情况，“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可以看出蜀汉政权已命不久矣，而就在263年邓艾、钟会伐蜀，蜀汉灭亡。由此观之，谯周之谏也是迎合了蜀民民心，蜀汉连连征战，蜀民根本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兵役，所以孙盛只是从表面来分析蜀汉的兵力情况，而且即使一战，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民有菜色”，说明蜀兵的战斗力没有魏兵的战斗力强。如果讲到谯周让刘禅投降魏国就让谯周背负了误国的骂名，那曹操南征的时候，孙权重臣张昭也曾根据形势而劝孙权降曹，虽然之后，孙权就没有怎么重要张昭了，但是张昭还是很受孙权的尊重的，虽然张昭之谏算不得高明，但是当时孙吴的君臣是上下齐心的，江东局势是稳定的，而蜀汉后期根本都没有赤壁之战时江东的力量与曹魏抗衡了，谯周之谏也是无奈之举，说其误国过分夸大了谯周在蜀汉灭亡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以现在的观点，谯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民族英雄都不为过，为什么要背负误国的千年骂名呢?如果说谯周误国，那么司马炎代魏建晋时手下的所有魏臣都是误国，荀彧作为曹操重要谋臣，原本跟从袁绍，且后世都认为荀彧是忠于汉室才被曹操所杀，那么荀彧助曹操是不是也算误国呢?如果说蜀汉最后一战能够稳住蜀汉的局势的话，谯周也最多是分析形势能力不足，误国太过。

　　不过根据形势蜀汉灭亡的可能性非常大，首先，上文已分析到蜀汉不得民心，蜀地的民众已对蜀汉朝廷不抱好感了，很多人以为是谯周等益州本土士族“妖言惑众”，其实是因为蜀汉国疲民乏造成的，诸葛亮是明白蜀汉的内部矛盾的，所以才有多次出祁山，转移国内矛盾嘛!其次，很多人认为姜维回师援成都，南中部队也可以北上进京勤王，邓艾从下江油到破诸葛瞻，到兵临成都，按说不是几天时间就可以搞定的，即使江油守将投降是用不了多少时间，但至少破诸葛瞻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为什么姜维没有回师援成都?说明姜维在剑阁根本就脱不开身，钟会攻击剑阁的声势太紧，剑阁的兵力也太吃紧，不然怎么会没有援兵回师成都，而南中是远夷之地，地形险阻，军队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援救成都，如此以来，紧靠成都城中之兵根本无法抵御邓艾。如果蜀汉真能够稳住的话，真的深得民心的话，怎么会从邓艾、钟会伐蜀，几个月时间就兵临成都城下?

　　蜀汉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内忧外患，并不是因为谯周的劝谏，如果真要说误国的话，个人认为诸葛亮和姜维误国的层次更重一些，笔者不是不尊重诸葛与姜维，毕竟诸葛与姜维忠心为国的事迹世人皆知，然而其六伐九出耗尽蜀汉的国力，误国之嫌非常大。很多人认为，蜀汉的地域狭小，不六伐九出怎么能够扩大蜀汉的土地呢?俗话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不妨将这个“人”讲成是民心如何?即使蜀汉地小民乏，但是只要蜀汉君臣民同心同德又怎么会被曹魏所灭呢?东吴抗曹，曹操强大，孙吴弱小，也没有把孙氏灭掉嘛。当然笔者的意思不是偏安一隅，魏国是要伐的，但并不是如此频繁的伐，而是修内政，明得失，后待机而动，世人岂不知弱秦统一天下六国之故事，由此观之，诸葛、姜维穷兵黩武之误显而易见了，但是对于个人认为姜维和诸葛也尽人事尽臣职，只是不推崇其穷兵黩武的策略而已。很多认为谯周之谏违背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其实不然，谯周是忠君爱国的。

　　《三国志》记载，“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周上疏谏，徙为中散大夫，犹侍太子。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大意是说刘禅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谯周劝谏不听，被降为中散大夫的虚职，后来姜维数出祁山，谯周与陈祗辩论，说穷兵黩武之利害关系，谓之仇国论。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竭力劝谏，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阐明政权得失与民心有关系极大;姜维不顾蜀汉国力，一心伐魏，加上蜀汉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就写了《仇国论》，提出治国之根本在于养民恤众，这些都体现了谯周忠君爱国的思想。有人认为谯周一言就将蜀汉拱手让与了曹魏，就是不忠君爱国了，首先，忠于刘禅就是忠君，国是由君和民组成，谯周劝刘禅降魏，未让刘禅受到侮辱，且《三国志·谯周传》中记载，“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如此观之，谯周并非不忠，即使是南中督霍弋闻刘禅降魏，其下诸将均劝其尽快降魏，而霍却说：“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等到后主东迁洛阳之后，方率领六郡太守投降。

　　所以，古代忠君爱国的思想，讲是主辱臣死，而并非是非得一心一意跟从某位主公，如果主公投降了，而你却只听从原来的主公，那现在的主公完全有理由相信，原来的主公是在结党，那原来的主公会死得更快;而从爱国来看，谯周让成都之民未受战火的侵袭，功在千秋，也顺应了蜀民之心，且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这些职务都是一些虚职而已，谯周并非享尽富贵，而是一心教书授徒。而那些认为谯周误国，把蜀汉拱手送给曹魏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为蜀汉抱不平，而是心中充满权利的欲望，为的是一己之私。从谯周自身而言，即使谯周不劝谏刘禅，成都城破之时而降魏，于谯周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恰恰相反，刘禅得到的实惠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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