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发布了一篇名为《废除科举加速清朝灭亡？》的文章，介绍某篇新鲜出炉的论文。论文关注的虽是清末废除科举这一史学界老话题，然而使用了社会科学的论证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这篇即将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Econometrica（《计量经济学》）上的论文，题为Eliterecruitmentandsocialmobility：TheimpactoftheabolitionofChina’scivilserviceexam.作者是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贾瑞雪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白营。
众所周知，科举制发端于隋、成熟于唐，经过1300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选拔政治人才和社会精英的核心途径。无数学子十年寒窗，只为“金榜题名”，改变自己甚至是整个家族的命运。不难想象，一旦这种维系社会流动性的选拔机制被突然取消，就很可能会对那些渴望进入精英阶层的民众造成巨大冲击，甚至进而引发社会的动荡。
这一理论听起来符合直觉，但要在学理上进行验证却并不容易。此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大致认为，废除科举固然加大了朝廷与士人、尤其是正在形成的新兴知识阶层之间的离心倾向，有人因此而抛弃皇权，转向革命。不过，要在科举废除和清朝崩溃之间找到更直接的因果关系链，恐怕还需要做更多考察。因为精英选拔机制往往和国家能力、政治制度、社会风气等许多因素密不可分，很难排除其它因素的作用而断言选拔机制是否会影响社会稳定。正因如此，选拔制度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过去的实证研究中基本属于空白。
那么，这篇新论文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什么独特的分析逻辑和研究方法呢？
作者指出，从地域上来讲，虽然科举制是在全国各地被同时废除，但由于各地原本的秀才“名额”不同，这一变化对各地的冲击存在程度的差异，即原先人均名额越多的地方，受到取消科举的冲击也越大。从时间上来讲，由于科举制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我们应当看到秀才名额影响1905年以后的动乱次数，而非之前。
由此，作者提出推论：我们应当观察到在1905年以前，人均秀才名额的多少不影响当地起义、动乱的次数；而在1905年以后，人均秀才名额更多的地方发生更多、更大规模的起义和动乱。
通过对1900-1906年间清朝262个府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上述推论得到了几乎完美的验证。作者甚至发现，由于科举被废除发生在1905年的九月，如果将起义与动乱的时间精确到具体的月份，上述关系仍然成立。
考虑到“秀才名额”与“起义”可能共同受到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的影响，作者又进一步分别利用“一个府内小河流的数量”与“废除科举前夕当地的考试成绩”来验证上述发现。
作者的基本想法是：一个府内小河流的数量越多，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可能会有更多的县（降低收税成本），而同一个府内县的数量越多，这个府总的秀才名额也可能越多。类似地，如果当地在废除科举前夕的考试成绩比较好，就有可能被分配给更多的秀才名额。而“该地小河流的数量”、“废除科举前夕的考试成绩”这两个因素，前者由自然条件决定，后者在短期内偶然性很大（考生发挥、考官喜好等等），因此这两个因素虽然会影响秀才名额，却不太可能从其它的途径影响起义的发生。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小河流多的地方和废除科举前夕考试成绩好的地方秀才名额更多、且发生了更多的起义，我们就可以比较有信心地认为是秀才的名额影响了起义的次数。这两个推论都在数据中得到了验证。
政见这篇译介之作引发了围绕论文的争议。对论文持支持态度的代表有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候选人徐轶青，他在微博表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实证研究的突破，把（基于历史素材的）中国问题和美国经济学界关心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了……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应用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大喜事。”而怀疑意见多聚焦于实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据时间太短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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