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的历史,放到今天来说,是中日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不过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鉴真大和尚跟唐朝另一位光耀千古的佛学大师玄奘一样,都是“违法犯罪分子”——唐朝是不允许大唐子民擅自走出国门到邻国串门子的,换而言之,鉴真的东渡其实是“偷渡”,还一“偷”就是六次。

　　当然,与今天的偷渡犯们不同,鉴真大师的“偷渡”可谓“偷”出了水平,“偷”出了风采,“偷”出了日本后一千年灿烂的文化史。鉴真“偷渡”带走的,是盛唐文化之海溅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将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发出了钻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经浩瀚的大海本身,却已干涸无迹了。

　　从发达国家“偷渡”到邻邦小国

　　我们的故事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扬州开始说起。这年夏天,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造访了扬州城内最大的寺庙大明寺。恳请该寺方丈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向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

　　根据历史记载,当荣睿和普照提出这个要求时,大明寺数百名僧众“默然无应”——估计是被两位外国和尚的脑洞大开惊呆了。

　　要想了解这个请求有多么大胆,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境。

　　从时间角度讲,天宝元年的中国正处在盛世巅峰之上,唐玄宗在天宝之前所用年号,是大名鼎鼎的“开元”。换言之,天宝元年的中国仍在盛世的轨道上行进着,离让国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还有十四年的盛世荣华。

　　从空间角度说,当时扬州是整个帝国东南部的第一大都会。在公元八世纪,这个城市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商贸都市。

　　而从鉴真本人来说,天宝元年时,鉴真五十五岁,有四万信徒、近千弟子,所谓“江淮之间,独为化主”,按今天的说法,大概相当于称雄东南的一代学术界泰斗,已然功成名就,属于逢年过节要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慰问的那一种。

　　更不靠谱的是,当时唐朝严禁本国老百姓出国——唐朝虽然号称开放,但依然没有跳脱中原王朝的重农思维。外国人来做生意、朝贡欢迎,但本国人外出属于劳动力流失,严加禁止。比鉴真早几十年,有个玄奘法师曾经去了趟天竺,也是没跟政府打招呼自己偷跑过去(所以西游记里御弟、通关文牒啥的都是子虚乌有,唐朝根本不提供这项服务)。

　　综合上述背景,荣睿和普照的这个提议,大体相当于要求美国哈佛某著名教授到索马里支援科学建设,路费自理,手续没有,一路艰险,还很可能一去不回。

　　这么奇葩的请求,当然不可能有人答应——除非那个人有着惊人的信念。但谁也没想到,在众弟子的一片冷场中,只听大师清了清嗓子,当即应承下来。

　　外来的和尚好“整风”

　　其实,延请高僧去日本,是圣武天皇行前布置给荣睿和普照两人的政治任务。在正式拜访鉴真之前,俩人已经在中国观察、物色好几年了。

　　请个和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其实,当时日本人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日本的佛教,最早是公元六世纪从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传入之前,日本只有个理论和形式都很幼稚的神道教。佛教传入后立刻在上层引起了轰动。推古朝以后,日本政府规定出家人可以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免税。这么一号召,日本老百姓恨不得立刻全都出家。原因是就在同一时期,日本开始学习中国,以班田收授法向农民征税。于是,出家就成了最受欢迎的避税手段,甭管是不是真心向佛,都把头一剃当起和尚来。佛家队伍壮大了,风气却越来越坏,大量动机不纯的“出家人”在寺里喝酒吃肉,娶妻生子,与其说是和尚,倒不如说更像混黑社会的“光头党”。

　　面对如此情景,日本朝廷也无甚良法。公然灭佛显然是打自己的脸,不能干,而整肃纪律也不容易。佛教戒律是修行者自己给自己制定,像吃素这种戒条只有汉传佛教才有。眼见着赋税越来越少、光头党越混越多,天皇这才痛下决心,要从中国请个精通戒律的狠和尚来,好好整肃一下僧众纪律,把滥竽充数者赶回家种地交租。鉴真所修习的律宗恰好以持戒甚严著称,所以荣睿和普照才认定鉴真正是他们想引进的人才。

　　日本这个动机从他们记载鉴真行迹的典籍《唐大和尚东征传》书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所谓“东征”,并不是说鉴真率领着一票唐军打到日本去了,这里的“征”有“正”之意,是说鉴真的到来让风气为之一正。这么一说,鉴真东渡对日本来说跟今天的“中央巡视组”有一拼,是到日本“整风”去了。

　　鉴真的奇幻漂流

　　鉴真的信念很坚定,但困难也很大。事实上,在鉴真决定东渡日本后,他率领的一行人先后五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倒不是唐朝这边管得严,而是各种意外事件。

　　第一次是因为内讧:鉴真一位弟子道航取笑师弟如海说,你学问不够,去了日本也教不了人家啥。如海心眼小,就去官府告发了师父一行,于是第一次尝试就黄了。

　　从第一次东渡失败的过程不难看出,在唐朝,“不许偷渡”这条法令其实处于民不告官不究的状态。鉴真如果跟玄奘一样,出发时名不见经传,兴许一次就走成了,但由于鉴真是个名人,有点小动作总有人告发,所以这种半吊子监督后来又挡住了鉴真的两次东渡打算。所谓鉴真六次东渡,真正成行的只有三次,不过,即便真正出了海,也不能保证你就能到日本。当时航海技术不行,风暴一来,船能去哪儿基本上就全凭感觉走了。鉴真两次出海遇到风暴,上演“奇幻漂流”。在第二次和第五次东渡中,鉴真一次漂到了宁波,另一次漂到了海南岛。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当年跟着鉴真的弟子们走的走、死的死,连当初邀请鉴真东渡的两位日本僧人都先后离去,鉴真自己也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失明了。然而,遭受如此蹉跎的鉴真却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铁了心和此事耗上了。

　　另一方面,鉴真先后五次“偷渡”,终于惊动了唐朝中央政府,日本一看暗着挖墙脚不行,干脆直接向唐朝要人。大唐王朝倒也开明,表示此事好说。运作此事的是我们的老熟人,“海龟”吉备真备和他留在中国的亲密战友晁衡。然而,就在鉴真即将成行之际,事情又节外生枝——唐玄宗那边突然不放人了。

　　唐玄宗李隆基一看日本要传佛法,当即表示可以买一送一,把自己很崇尚的道教也传到日本去。他哪里知道日本已经被一个佛教折腾得连租税都快收不上来了,所以当日本拒绝这项提议时,唐玄宗大惑不解,进而恼羞成怒,决定教训一下日本,点名不让鉴真走了。

　　不过,唐玄宗旨意下来时,鉴真那边已经快登船了。所以在吉备真备的包庇下,鉴真第六次“偷渡”终于成功。

　　鉴真带给日本的“文化大跃进”

　　鉴真到达日本之后的历史,见诸日本史料之中。在日本人笔下,这位大和尚简直是半仙式的存在。

　　据记载,从难波到奈良京的路上,鉴真的脚基本上就没沾过地上的泥——蜂拥而来的日本信众几乎将鉴真抬着迎入了奈良京。未入京城,亲王、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及以下百余名官员就已在路边迎候,当时在位的孝谦天皇和已然退位的圣武上皇则在皇宫内设宴迎接。而鉴真本人更是出场就展现“神迹”,当时日本最为崇佛的光明皇太后病重,日本国内名医久治不愈,鉴真到场后,只用一帖药就治好了皇太后的病。

　　当然,有一点怀疑精神的人不难看出,这是日本人在有意造神。这也难怪,天皇请鉴真来日本,本就是让他来“整风”的。不搞点“鉴真崇拜”怎么行。果然,鉴真到后没几个月,天皇就下圣旨:“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指鉴真)。”将日本国内佛教僧众的“审批权”全权委托给了鉴真。在鉴真的帮助下,一度放浪形骸的日本佛教总算又规矩点了。

　　不过,如果非说鉴真的到来让日本佛教面貌焕然一新,其实我是存疑的,证据是日本和尚从那以后依然保留着喝酒吃肉、娶妻生子的习惯,直到现在。事实上,鉴真给日本带来的最大影响其实是一次文化大跃进。跟随鉴真而去的工匠提升了日本的建筑、雕刻等工艺,唐招提寺就是在这些人的设计监督下建造的,直到今天,它仍然耸立在奈良城内,被誉为整个奈良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医学方面,医学修养极高的鉴真将带去的医术集结成书《鉴上人秘方》,这本医书一直被日本人用到明治维新西医传入以前。在书法上,鉴真还带去了数十卷中国书法名家的真迹,其中王羲之的《丧乱帖》被作为见面礼献给了日本天皇,至今仍被收藏于日本皇居,是日本皇居的镇馆之宝。

　　尤其应该被吃货们铭记的是,鉴真大师的这趟折腾,为后世留下了日本豆腐、纳豆、黑糖球等一大堆神奇的食品。读到这里你很可能会说,带走这么多好东西,鉴真不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文化间谍了吗?其实不然,鉴真当年所带走的东西,与盛唐所拥有的巨大文化财富相比,注定只是九牛一毛。鉴真东渡,是盛唐文化之海在不经意间溅出的一粒水滴,日本人小心地将这粒水滴保存了一千年,让这粒水滴发出了钻石般璀璨的光芒,而那曾经浩瀚的大海本身,却早已干涸无迹了。

　　鉴真离开唐朝的那一年,是公元753年。两年后,震天响的渔阳鼙鼓打碎了唐人的盛世,中国人失去了曾经最辉煌的巅峰时代。鉴真离开在大唐国运的转折点上,他带走并让日本代为保存的,是整个中华民族鼎盛时期的气魄与度量。就为这个,我们也该同日本一起感谢这位矢志不渝的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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