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者，曹操、曹丕、曹植；三钟者，钟繇、钟毓、钟会；三苏者，苏洵、苏轼、苏辙。操繇洵为父，丕植毓会轼辙为兄弟，父子之间皆以文名传世，皆为诗文大家。

曹氏父子既为建安时期的政治中枢，又是文坛领袖。“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与气势磅礴、悲壮慷慨的曹操之作不同，曹丕之作委婉细腻，文辞清绮，且舒缓缠绵，语浅情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植之作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谢灵运尝评价曹植：“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其文且洋溢自负，意气奋发，“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兄弟之间本应形同手足，惺惺相惜，却因世子位争而同室操戈，煮豆燃萁，以致后来曹植贬爵徙封，动辄获咎，名为王侯，实则囚徒。

与争位之时的矫情虚饰、世故老练不同，与对兄弟如此冷酷忌刻、不由分说有异，曹丕在与文友们相处时，全然一个性情中人。在王粲的葬礼上，曹丕对众人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众友皆一一学了驴叫。阮瑀死后，他又作《寡妇赋》哀悯阮的遗孀，“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抚遗孤兮太息，俯哀伤兮告谁？”感伤怀人，轸念殊深，真情真挚，其忱由衷。

与上述不同，张氏三兄弟倒是相互提携，情同手足，且各有成就。太康初，张载至蜀省父，道经剑阁，因著《剑阁铭》。铭文先写剑阁形势之险要，次引古史指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道理，被后人誉为“文章典则”。《诗品》将张协之诗定为上品：“晋黄门郎张协，其源出於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采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晋书》载张亢：“依蔡邕注《明堂月令》、《中台要缀》诸说历数，而为历赞，秘书监荀菘见赞异之，亦信该罗历义。”

苏氏昆仲亦亲亦友，一生牵挂。据《东坡诗话》云：“兄弟二人，才学高华，文章富丽，不亚于父。老泉官为大理评事之时，兄弟二人随父入京。一个十八，一个十六，俱入监读书。欧阳修先生掌国子监，深爱其才。常言：此二人得志，老夫当让一筹。在监三年，才名动于天下。嘉佑丙申年，时当大比。八月初旬，头场已近，兄弟二人一齐染病。欧阳先生时以大学士为主考，韩魏公为宰相。奏曰：有眉山苏轼、苏辙，才高博学，与父苏洵齐名，天下号为三苏。今当大比，兄弟二人以病不得入场，恐失真才，望陛下展期数日，以待二人痊可，应得英才入彀，有光大典。仁宗天子准奏，特赐展期十日，以八月十九为头场，以待二苏病好入场。此千古以来圣君贤相爱才好士未有之洪恩也。不上五日，两苏病体全安，将养几日，双双入场。三场已毕，兄弟二人，名登上第。主试官呈上卷子，仁宗天子看了又看，亲用御笔题于卷尾：两苏兄弟奇才，可谓一门双璧。暂为词苑之臣，终作儿孙辅弼。”民谣有“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之谓，可见其在当是的影响。

少年时，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大被同眠；中年时，同朝为官，政见相类；暮年时，同病相怜，双双遭贬。病逝后，即遵照遗嘱，苏辙葬兄于嵩山。而在此之前，兄弟二人一个贬儋州，一个贬雷州，海畔登舟，含泪挥别。遇赦北归时，对宦途心如死灰的苏轼，最念想的便是与贤弟老境聚首，安度晚年。先期已于颖昌定居的苏辙约请兄长前来安家，但至真州时，轼不幸染疾，至常州时，病情加剧，弥留之际，悔憾兄弟不得再见一面，世事万端无奈也。熙宁年间，苏轼曾卸下京中差遣，携妻小与苏辙一家陈州团聚，且一住七十余日。其间，诗酒唱和，砥砺共勉，并相伴拜访已致仕的欧阳修。苏轼杭州伍满时，曾上奏朝廷，恳请调任济南附近的州县，因苏辙正在济南任上。后如愿改知密州，虽说此地荒僻萧条，民不聊生。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下狱时，苏辙上书请以己之官爵为兄赎罪，被贬筠州。

对兄弟如此，对文友亦然。当闻知秦观病逝的噩耗后，苏轼悲伤不已，两日为之食不下，并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有趣的是，与苏轼苏辙兄弟同时代的朝鲜也有一对文学兄弟：金富轼、金富辙。其名即因仰慕苏氏兄弟而取。金氏昆仲，出身高丽名门望族，富轼官至门下侍中，总揽朝政，又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有《三国史记》，为朝鲜国文坛巨擘。富辙官尚书、礼部侍郎，宣和时曾出使大宋，能写一手漂亮的四六文。

权势荣位、欲望诱惑之于父子，可以反目为仇，亲伦泯灭，于兄弟，可以相互残害，不共戴天，其中的嫌恶怨表、嫉妒狐疑，异化出多少悲哀凄苦、不堪回首，病灶出多少乖谬畸变、语无伦次，走调出多少断肠之音、长歌当哭，失态出多少怪诞不经、颠三倒四。刘彻刘盈、李渊李世民、李隆基李亨父子不能免，扶苏胡亥、陆机陆云、朱祁镇朱祁钰兄弟不能免，但作为文人的曹丕曹植兄弟也不能免。“时徂鹰化鸠，地迁橘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时空易也，“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也。曹氏兄弟若纡尊降贵，生于平民之家，是否还会有相煎太急的悲情，苏氏兄弟若登堂入室，生于帝王之宫，是否还会有相依为命的故事。

命运是天造的阴差阳错，假设是永远的无稽之言。但无论生于后宫还是民间，人们总是在竭力抑制着他人的欲望，而肆力放纵着自己的贪婪，理智与野蛮，就在这一抑一放间。文人若无放浪形骸、轻脱不羁之飘逸，必有丰取刻与、馋涎无厌之猥琐，所谓“过默者必怀诈，过谦者必藏奸”是也。曹丕争世子位时，在其父处，毕恭毕敬，谦逊过人，而任性的曹植恰与之相反，曹植乃真文人。

《世说新语·言语》记述有这么一则颇具魏晋风致的故事：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与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有汗？”毓对曰：“汗出如浆。”复问会曰：“卿何以不汗？”对曰：“汗不敢出。”《世说新语·简傲》则记述了一则有关嵇康之兄嵇喜的故事：“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人，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凡鸟也。”《晋书》称“喜有当世才，然不为清流所重。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在竹林名士看来，“当世才”即庸才。所谓“当世才”即指嵇喜的司马任职，虽如此，嵇喜尚有《嵇康别传》《答嵇康诗四首》等文作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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