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清朝剧的人，对清朝司法官吏的印象应该都有些许，总觉得他们十分威风：衙门一开，两旁差役手持棍棒，敲打着地面，一声声“威武”，制造一种肃杀气氛，吓得小民们战战兢兢，两股战战，然后大人坐在上面用惊堂木一拍，或者将竹签往下一扔，好不威风。
然而，历史永远比戏曲复杂;存在永远比虚构深沉，真正的清朝司法官吏，又是怎样的面目和心态呢?
积案官员处理
延期四个月以上便有处罚，尤其是命案与盗案
从法律层面而言，清朝关于官吏追究责任的法律条文具体有：《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和《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涉及面很广，内容也很细致，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们看看清朝康熙八年(1651年)的文字记录，据《康熙实录》，在康熙八年之前，清朝法律规定，凡文武官员除了用夹棍刑法之外，还用了其他法律所不允许的刑法，导致受刑者受伤或者死亡的，一律“革职提问”。康熙则规定，如果对妇女动用夹棍，都要按照吏部的条例，对相关官员进行革职处理;如果其上司对这种非法动刑的行为不予以告诫，也不向上报告，那么，其上司也要降两级处分，还要“罚俸一年”，如果上司是将军级别的，就要罚六个月俸禄。
以上是对于官吏滥用刑罚的处分，而对于积案的处理，清朝也有相关措施。据晚清吏部官吏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记载，对命案和盗案的办理时间，清朝是有严格规定的：
命案限六个月破案，盗案限四个月破案，如果过此期限没有破案，就会批评一次，起诉相关管理办案不力，这个就叫“初参”;拖延到一年未能破案，就再批评你一次，这个叫“二参”;拖延两年未破案，就来个“三参”;拖延三年，就来个“四参”。事态发展到“三参”的时候，还不算太严重，处理结果是降薪，但是职位和级别可以保住。如果发展到“四参”，后果就比较严重了，不仅降薪，还要降职。
而当时的积案状况如何呢?还是听听当时官员的叙述吧。乾隆朝五十二年(1787年)湖南省宁远县知县汪辉祖说，他每个月在举行三八放告时，每天能收到两百多张状纸。所谓“三八放告”，是清朝的一种司法制度，是指每月初三、初八、十三、十八、廿三、廿八日，衙门开放受理各种诉讼。而清朝学者包世臣也调查到，在清朝中叶，江浙一带的州县，平均有积案千余件。
积案对地方官吏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因为这个和他们的职务升迁以至薪水挂钩。这和我们平常所听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大相径庭。汪辉祖是清代能吏，已经是佼佼者了，他的司法名著《佐治药言》流行天下，但即使是他这样的人也都心有余悸地说，他们这些办案的官吏如同一个瓶子，“触手便碎”。
高压政策下乌龙应对
先储备好级别，等着降级用
清朝科学不发达，破案手段受其局限，积案是免不了的，那么降职降薪也是免不了的，怎么办?为了自保，官吏们也算是花样百出，在何刚德的《春明梦录》里记载：明知自己免不了要降职降薪，那就事先想办法将自己的级别升上去，“预备加级”，到时候万一要降，自己的级别也够用的，不会降得太低。这个叫“有级可抵则抵”，用更高的级别来抵消降级的消极作用。
在当时的具体情况就是，知县降一级，就是印官;典史降一级，就是捕官。为了防备降职，知县就想办法弄到知府的级别，典史也想办法升级。
打个不太专业但比较好理解的比方，如果你现任是九品官，那么就尽量升到七品的级别，官职没上去，但级别上去了，到时候朝廷责罚下来，降你两级，你还是九品，没什么损失。
由此却产生一件冤案。据《春明梦录》，晚清的时候，四川有一位典史官，手头有三件积案，拖了三年未破案，都已经到了“四参”的地步。这位仁兄未雨绸缪，早想办法将自己的级别升上去了。他满以为自己储备的级别已经够用了，因此也就不慌不忙地等着。没曾想，他的事情到了吏部那里，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三件积案居然变成了四件积案。
结果他储备的级别不够用，最后落得个革职的处分。这个倒霉蛋不服气，跑到四川总督那里喊冤，于是报上吏部，要求重新查相关档案资料。吏部对此事也很重视，着手查资料，将四件积案一一查出来，告知了四川总督，也告知了这位前任典史。结果典史发现了破绽，说档案里所谓的“事主王曾庆被劫案”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四川根本没有此案。四川总督也声明：四川并无所谓的“事主王曾庆被劫案”，希吏部再查。
而这当中蹊跷的是，典史所经手的案件中，确实有一个案件叫做“事主曾庆被劫案”，怎么又多出一个“王曾庆”?吏部认真查下去，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这个“事主王曾庆案”果然是多出来的。怎么会多出这么一案件呢?原来，吏部在处理该类事时，一般是将案件资料封存，然后由书吏在封皮上面写一张浮签，标明里面存的是什么案件的资料。其中一位书吏故意做手脚，将“事主”的“主”字改成“王”，黏在“曾庆”的前面，又加一个浮签，写上“事主王曾庆被劫案”，这等于平白无故又多出一个案件来。书吏在贴了标签之后，接下来的看册司员也没细看，就在标签上点了红点，就算是法定事实了。
吏部查出真相后，审问这位书吏，原来是典史没有花钱贿赂他，导致他做手脚。吏部于是将这名书吏查办，典史官复原职，但吃的亏，受的惊吓，已经不少了。
高级官员亦不例外
清朝不止是对办案官吏有追责，其实对所有官员们都有相关追责制度。一般措施是降职、降薪和革职。进一步则是诉诸法律处理。
在这种追责体制下，相关的清朝官吏过得也不轻松。例如在康熙八年，湖广道御史李之芳上奏：一些官吏在位才一两年，却已经被罚俸五六年，甚至已经罚俸十多年了，基本上把后来的工资薪水全搭进去了。这部分人日子过得不踏实，“一遇小节细故、即不能久安其位。亦属可惜”。
不过，倒是有一个疑问，既然十几年薪水都被预扣光了，那么这些官吏是怎么生存下去的，这里面恐怕是有文章了。
大家熟悉的龚自珍也针对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名为《明良论四》，里面描述了清朝官吏在追责制度下表现出来的情状。龚自珍说，哪怕是朝廷一品、二品官员都如此，“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所谓免冠，就是摘掉帽子，即请罪谢罪之意，摘掉帽子谢罪的事早晚都发生，“议处”和“察议”这些形式的批评经常见诸官方简报——“邸钞”。而地方上呢，“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大抵逆亿于所未然”，九品芝麻官们，一会儿罚俸禄，一会儿遭降级，甚至革职，很多都是意想不到的。例如李鸿章想要重修圆明园，故而轻装去实地考察，结果没有想到，光绪震怒，怪他不该私游皇家园林，将其罚俸降职处分，可谓动辄得咎。从这些来看，清朝对官吏的追责似乎是很严厉的。
在这些官员士大夫的记录中，清朝的官员似乎有点无奈的味道，不过，在其他人看来又如何呢?大家知道，清朝吏治的松懈、糜烂也是出了名的，哪怕在康熙、乾隆朝都很厉害。历史是如此的多面孔，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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