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被梁启超称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他以帝王师的身份辅佐万历皇帝拯救了处在崩溃边缘的大明帝国。
但另一方面，他在世时却饱受非议，死后更被抄家夺爵。
是什么导致了如此悬殊的毁誉呢?
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度阴山在他的热卖新书《帝王师：张居正》中认为，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只要有助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便毫不在乎手段的正义与否，这让他一方面成为政敌眼里最卑鄙的弄权小人，一方面又成为百姓心中最伟大的救国英雄。
1勾结太监，铺平政治道路
登上首辅之位后，张居正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司礼监掌印冯保的关系。冯保是内廷的权力代表，没有这个人的许可和帮助，张居正的政治理想就不可能实现。
政治家解决问题不必当面锣对面鼓，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仆人游七。他要游七去结交冯保的心腹徐爵，两人都属于同一层面，有共同语言。
张居正的主动，引起冯保的特别关照。他沾沾自喜，嘱咐徐爵：“一定要把游七当成你失散多年的亲兄弟，有你就有他，他没你就没。”
两人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也成了张居正和冯保的传话人。张居正委婉地传话给冯保：“内廷是你的天下，你别把手伸到外廷，其他事，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换作其他太监，对张居正的警告必会拍案而起。但张居正很幸运，他遇到的是冯保，一个还有良知的太监。冯保给张居正回信说：“您放心治国，至少在内廷，不会有人给您添乱。”
张居正吐出一口长气，谆谆叮嘱游七，一定要和徐爵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内廷稳固的基石。
2大收贿赂，稳固帝国边疆
张居正向帝国国防投入过不打折扣的精力。他时常同从边境回来的官员喝酒——酒是上好的酒，他自带——他替人家斟酒，听人家说边境之事。
当徐阶和高拱斗得死去活来时，张居正却在书房里认真研究帝国边防的漏洞。这种良苦用心，使他成为明帝国的军事专家和一流的战略家。
张居正是有心人，对出色的将军总会密切关注。
早在隆庆二年，刚入内阁的张居正就和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结下了深厚友谊，为日后的国防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年来，戚继光、李成梁都时常给张居正送礼，有时候礼物还很重，张居正都笑纳。但接受礼物后，张居正会再变相地送出去。他不是道德圣人，但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有人曾问他：“处于风口浪尖，为何要收别人的礼品?”
张居正回答：“戚继光、李成梁在边关，一要应对外敌，二要关注朝廷的动向。边帅能否立功，大部分是取决于朝廷的方针。而决定方针的那个人正是我，如果我不收下他们的礼物，他们怎能安心御敌?政治和军事，本就是一回事，不可分割来看。”
在戚继光、李成梁、殷正茂、凌天翼等名将的帮助下，张居正主事时期的明帝国边患被彻底解决。
3排除异己，整顿朝廷吏治
看到张居正坐上首辅宝座，仍然忠诚于高拱的那群言官感觉黑云压城，他们惶惶不安起来，常常坐到一起商议对策。如你所知，没有领导时，他们就是群无头苍蝇，只会嗡嗡，绝拿不出有效的行动来。
张居正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一上任，就向他们举起了棍棒——京察。
新任吏部尚书杨博大力支持张居正，两人通过京察把一大批言官罢黜。张居正毫不留情地铲除这些官场蛆虫，就如同铲除院子里的臭狗屎一般。
有人曾提醒张居正，这群言官中也有能人，不能一竿子划拉一船人。张居正说：“时间紧迫，没有时间去察看谁行谁不行，他们遇上我只能算他们倒霉。只要江山社稷不倒霉，冤枉几个人算什么?!”
这就有些霸道了，甚至有违圣人的教诲，圣人不是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张居正说：“说这话的人绝对不是身当大任的人，否则他不会说出这种废话来!”接着，他就说出了那句名言，“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张居正讨厌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能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们去做事，他们就会用毫无用处的道德代替能力，结果只能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
政治家，尤其是伟大的政治家，靠道德是做不成事的。只要有“为天下谋福”的志向，抛弃一些腐朽的道德，不择手段是天经地义的。
自古以来伟大的政治家，哪一个是道德完人?他张居正更不是，他也不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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