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
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二十多年的“和平”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
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祈镇擅自出兵上。
其实，至少都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而找的借口而已。
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的记载，是因为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才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的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恰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
但朝中文臣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不止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了驸马井源率领的四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
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杀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
而前线的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
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却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
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面临的最强大对手。而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三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京，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
而说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普遍史料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
明英宗朱祈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二十三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祈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
之后仅准备三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反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祈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五天就遭到断粮，又逢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明军不少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搬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
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三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朱祈镇登位后，张辅就早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但临行之前，他却已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
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六天时间，便将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
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二十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也意见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也都有了归乡之心。
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止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战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
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即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祈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
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
八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接着，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三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
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
但意外偏偏又在此时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等了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人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
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
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
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祈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踏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祈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只是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腰包。
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
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玉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玉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玉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全家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祈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
九月，朱祁玉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祈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