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一方面立即开展“殖产兴业”，大力加快经济近代化改造的步伐；另一方面，坚持军事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的方针，在军备方面仅作最低限度的投入。

1872年10月14日，明治天皇亲自主持了东京新桥和横滨间的日本第一条铁路线路的建成典礼并敕旨，“朕期待国之富强，为百官万民庆祝，朕祝此等业绩能够更加辉煌，遍布全国”。这道勅旨充分表达了，这条铁路的建成不仅意味着日本交通变革的开始，更是日本迈上以发展近代产业为中心的近代化国家发展轨道的象征。

无论从120年前的当时还是现在来看，甲午战争的结局让人有些惊讶，东亚地区一个长期默默无闻的小国竟然能够击败清朝，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发展的综合国力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从甲午战前的情况看，日本人为了积累获得战争胜利的经济实力，走过一条并不平坦的路。

明治前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1871年到1872年间随同岩仓具视考察欧美。在一年多的考察过程中，他深感当时的日本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至少落后欧美200年，但同时也注意到在经济水平上，日本与欧美只有几十年的差距，深知日本的当务之急是要在经济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并感叹如果一个国家“不先富民，则无以强国”。

回国之后，大久保利通迅速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在当时，这个“富国强兵”包含着先积累民间的经济实力，然后再进行军备发展的深意。因此，明治政府一方面立即开展“殖产兴业”，大力加快经济近代化改造的步伐；另一方面，坚持军事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的方针，在军备方面仅作最低限度的投入。

1894年6月24日，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 CFP 供图

从自卫走向对清战争

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的前20年中，日本陆海军的主要职能在于维护日本的国内治安。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生的日本军队在国内忙于平定各地此起彼伏的旧武士叛乱与农民暴动。对于日本这样国土狭小的岛国而言，维持国内治安用不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

当时，日本陆军6个镇台的全部现役兵力仅有16000多人，加上预备役的总兵力也才不过45000余人。因此，在西乡隆盛等人在鹿儿岛发动叛乱，引发西南战争之后，日本政府紧急动员大批警察和旧武士入伍，陆军才临时将兵力扩充到10万多人。而当时的日本海军是一支总吨位不过27000吨，由接收自旧幕府和各藩的20多艘老旧舰船组成的小型舰队。

尽管日本在1874年侵略过中国台湾，但这就像同一时期甚嚣尘上的“征韩论”那样，实则是明治政府为了平息国内旧武士的不满情绪所采取的转移注意力的措施。而参谋本部在1881年出版的《邻邦兵备略》虽然鼓吹对清朝进行战争准备，但那毕竟只是参谋本部总长山县有朋等少数人的意见。客观来说，日本军备水平此时仍然仅限于满足国土防卫和国内治安的需要。

然而，以1882年朝鲜“壬午军乱”的爆发为契机，日本的军备建设方针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朝鲜军民在“壬午军乱”中杀伤日本人的行为以及清军在“壬午军乱”之后的武装介入强烈地刺激了日本人的神经。此时，明治政府的多数成员开始认为清帝国将会是日本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内阁高官山县有朋提出的“日清终究不免一战”的意见，在政府要员之间已经成为共识，对清军事准备的呼声由此高涨起来。

为了准备好与拥有亚洲最庞大军队的清帝国争锋，明治政府转变了发展有限军备的思路，日本的军事建设从“适度建设”的慢车道进入到“扩军备战”的快车道。1882年8月，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提出了10年内将现有的14个步兵联队扩编为28个联队(14个旅团)，再加上7个骑兵大队，21个野战炮兵大队(编为7个联队)以及工兵、辎重兵各7个大队，将陆军常备兵力扩充至6万余人的扩军方案。

与此同时，海军卿川村义纯也提出8年内将海军的总吨位翻一番，新建、改建42艘军舰的方案。从1883年开始，日本陆海军同时开始实施军备扩张。毋庸置疑，近代化的军备扩充需耗费大量的金钱。以陆军为例，为了编练新创设的师团，陆军军费以每年近200万日元的增幅节节攀升。而对缺乏自主造舰能力的日本来说，要在短短的8年内实现川村义纯的造舰计划，惟一的办法就是从英法等国订购价格不菲的进口军舰。所以，海军军费的增速和增幅都走到了陆军前面。1882年，海军军费尚不及陆军的四成，而在短短8年之后的1890年就反超了陆军。

军事支出VS财政平衡

巨额的军费增支必须靠强有力的财政保障。为此，明治政府加征了包括烟草税、酒税和证券交易税在内的一系列新税种，增收的每年750万日元税金成为支持军备扩张的稳定财源。为了使军方能够不受政府制约地完全支配新增军费，山县有朋和川村义纯等陆海军首脑在1883年设立了独立的军备局，全权负责军备扩充和新增军费的使用。1884年，在新增军费分配中获益较少(只及海军的三分之一)的陆军当局向政府提出了增税至1000万日元来补充陆军军备的要求。

对此，正在厉行财政改革的大藏卿松方正义予以坚决抵制。他认为，无论军方有什么样的迫切理由，军费支出都必须在政府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作合理安排。当时，明治政府中的巨魁伊藤博文和井上馨都支持松方正义的意见。伊藤和井上借着“巨文岛事件”的爆发，借着防御俄国的名义，推翻了山县等人炮制的不合理的1886年年度军事预算案，还顺势解散了设立不久的军备局，成功地将军事支出的管理权限抓在了政府的手中。松方和伊藤等人的想法非常明确，只有先让国内的经济发展起来，政府财政才能有发展军事的余力。所以，他们暂时对内压制了军方的扩军冲动，对外采取对清妥协的方针，军备的目标也从对清战争准备重新调整为抵御列强侵略的国土防卫。但明治政府丝毫没有放慢过扩军备战的脚步。到1890年，陆军完成师团改制，海军也完成了装备更新，换言之，对清战争准备业已就绪。这一年在爱知县知多半岛举行的陆海军联合大军演即可视作对后来的甲午战争所做的第一次实战演习。

伊藤等人坚持军事支出坚决服从于政府财政的大方针是在给松方正义的财政改革创造条件。从1881年开始，为了解决前任大隈重信所遗留的严重通货膨胀(主因是西南战争中积欠的债务和超发的纸币)，大藏卿松方正义断然采取严厉通货紧缩政策(简称“松方财政”)。“松方财政”在改善政府财政状况的同时，长期的通货紧缩政策所带来的低利率也引发了近代日本第一轮创业办厂的高潮。不过，这些工厂劳动力的来源多半是在紧缩财政下给逼到死亡线上的破产小农。

轻工业明显领先重工业

在这一股创业办厂的潮流中，日本的民用轻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近现代日本支柱产业—棉纺业的机器大工业化正是在“松方财政”之下实现的。明治维新以后，为了抗衡物美价廉的英国进口棉布，日本通过技术引进和仿制，率先实现了棉纺设备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到1890年，日本的国产机织棉不仅在产量上超过了进口棉织品，而且开始向被英国棉纺制品垄断的中国和印度出口。虽然，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这个阶段，日本政府在铁路、钢铁和军工等基础工业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在这一时期真正推动日本产业近代化进程的却是以棉纺业和缫丝业为代表的民用轻工业。

与主要立足于开发国内消费市场的棉纺业不同，从明治维新直到20世纪初叶，面向美国市场的生丝和丝织品一直都是赚取外汇的支柱产业。从1870年代起，南北战争结束后迅猛扩张的美国丝织业对原料丝的需求促进了日本缫丝业的发展与进步。日本近代缫丝业的发展采取了传统技术与近代技术结合的方法，同时不断致力于品质管理和技术改良。短短20年间，日本就取代了中国成为了世界丝织工业最大的原料供应国。

民用轻工业的发展减少了对进口制成品和半成品的依赖，从而改变了日本的外贸结构。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外贸呈现出从“进口产品、出口原料”向“进口原料、出口产品”的转变趋势。这对受制于不平等条约，无法自主关税税率的日本来说，是一个缩小贸易逆差的有利因素。不仅如此，轻工业的进步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国内消费的增长，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反过来进一步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大藏省在战争期间增发的两期总额8000万日元的国债均在日本国内发行。

可见，日本完全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支撑了整场甲午战争。倘若如果没有“松方财政”主导下的经济增长，这样的财力后盾是不可奢望的。

当然，日本的基础产业和重工业(如钢铁工业)在甲午战前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以铁路为例，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的铁路铺设里程已经达到1400公里，但是铁轨、机车和关键的信号管制系统仍然严重依赖英国。日本的大部分钢铁厂在甲午战争前都严重缺乏生铁的冶炼能力，生产不得不依赖进口生铁。尽管机械工业在1890年代有着年均12.9%的惊人增长率，但其产值还不到棉纺业的百分之一。

此时，占据日本重工业领头羊位置的是以采煤和采铜为主的矿业，而开采的煤炭和矿石多供出口。基础工业的薄弱使得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军事工业依然缺乏独力支持前线军备的能力。由于冶钢技术的落后，东京和大阪的炮兵工厂以及横须贺海军船厂在战前均无法独立生产火炮用钢铁和舰用装甲板。陆军不得不用性能较差的仿制意大利式青铜野炮、山炮来与清军的75毫米克虏伯行营炮抗衡。

在步枪方面，尽管使用无烟发射药的二十二年式村田连发步枪在战争前夕开发成功，但由于时间仓促，只来得及给最后完成动员的近卫和第四师团换装。甲午战场上的日本士兵大多用的还是老旧的十一年式村田单发步枪。而在黄海海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也要到战后的1896年(仿制工作从1888年开始)才真正仿制成功。尽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它的工业化进程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只不过，目标明确的明治政府领导者们克服了日本的短板，充分利用了手中有限的资源，赶超颟顸无能的清政府，渡过了其向近代崛起的第一道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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