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城市工商业经过持续多年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在涌现了大批富商巨贾的同时，官员的贪欲也开始膨胀，利用权力搜刮掠夺财富的情况，日益严重。只不过，官员们贪赃刻剥、招权纳贿的行为都是在私底下进行，外人很难取得确凿的贪腐证据，于是也出现了一些官员财物被盗、却意外牵扯出贪官的现象，形成了事实上的“小偷反腐”。
嘉靖四十四年(1565)，朝廷派往地方督察官员风纪、整饬吏治的巡按御史黄廷聘，一路收受官员的贿赂，又用尽各种方法搜刮老百姓的财物，收获颇丰。正当他准备将财物运回浙江老家，途经湖南衡山县时，因自恃身为钦差，是代天子巡视，没把衡山知县陈安志放在眼里，认为小小一个知县，没必要去费劲搭理。
于是，黄廷聘抵达衡山后表现得很傲慢，自行安顿也不知会陈安志，准备住一晚第二天启程就走。结果此举惹恼了陈安志，他早就听说了黄廷聘一路上的纳贿劣行，遂派人连夜潜入黄廷聘的下榻处，将他的行李全部偷走，拿回来打开一看，里面果然全是金银财物。次日黄廷聘发现行李被盗，顿时傻了眼，没办法只得一改前态，登门向陈安志百般道歉赔不是，恳请他尽快破案。陈安志并不为财，在获得极大心理满足之后，找了个借口，把所有财物又还给了黄廷聘。但是，黄廷聘收受贿赂、胡作非为的劣行劣迹却被传了出去，最后传到了左都御史张永明的耳里。他听闻下属有招权纳贿之事，且被人拿到了证据，遂向皇帝上奏章加以弹劾。嘉靖震怒，免去了黄廷聘的一切任职，只保留他的官员身份。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御史陈志先受朝廷委派到江西巡视，任职期间巧取豪夺，百般榨取民脂。三年任期满后，他将聚敛得来的钱财运回原籍，途经福建崇安县，不小心被盗贼偷走了四箱行李。
陈志先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若是报官，都是些见不得光的财物，如果被问及来源，根本就无法解释清楚。可是不事宣扬，自己承担损失，又难以咽下那口恶气。而且最要命的是行李箱里还有一本账簿，上边详细记载了他历年来收受的每一笔贿赂的金额，总计有数万两银子之巨，若是被人得到拿去举报，在皇帝面前参上一本，就彻底完了。
权衡再三，陈志先还是选择了报官。经过建宁府推官吴维京的全力侦破，盗贼很快就被擒获，丢失的行李财物也被尽数追缴了回来，包括那本陈志先最为担心的账簿。然而，作为赃物罪证的账簿经过一众相关人等的翻阅，又以一种最戏剧化的方式迅速传播开来。给事中何起鸣得知后，上奏章弹劾，陈志先被革职闲住，在家闭门自省。明代的这两件看似独立、实则互有关联的事件，折射了以人治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体制的脆弱性。因为这种具有很大偶然性的肃贪反腐行为，以及不痛不痒的处理结果，既不能彰显法治，以儆效尤，又缺乏相应的监管制度，杜绝日后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因此，政体受到破坏并最终失去有效性，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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