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败在军备竞赛:被打败的为什么都是富国?
2016-01-03 21:41:25

按:据外媒最新报道,中国第二艘航母“辽宁舰”已近完工,第三艘航母目前也已在上海开始建造。如此,中国一旦拥有了三艘航母,便可实现“一艘远洋航行、一艘沿岸训练、一艘维护保养”的战略目标。

中国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发展航母?因为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其惨痛的教训。这一教训不仅来自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更是来自于创深痛巨、给中国带来近五十年灾难的的中日甲午战争(海战)。


曾有人说,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事实上,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主要在于:不管你好不好赌,只要上了这国际大轮盘,就无法置身事外。

晚清的中国,面临的就是这一严峻形势。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可以任意敲开天朝的大门,之前一直被视之为安全线的大洋已是门户洞开。

正因为如此,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上疏清廷,其中称: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舰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左宗棠上疏之时,正值糜烂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起事初被敉平,清廷上下尚未来得及庆贺,左之目光即投向浩瀚的大洋,其见识独到深远,足见“中兴大臣”之誉绝非浪得虚名。


有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清廷迅速批准了左宗棠提请设立福州船政局及其学堂的建议,中国近代海军,即由此发轫。

10年后,随着琉球问题的扩大化,朝野中要求购买铁甲舰、大力发展海军的呼声日益高涨。

如近代海防的规划者、原江苏巡抚丁日昌即大声疾呼,“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此刺激下,清廷开始重点打造北洋水师,以固海疆。经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北洋水师最终于1888年底正式成军。此时,舰队计有:

“定远”和“镇远”两艘主力铁甲舰(排水量达7200吨)和“济远”、“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五艘快速巡洋舰(排水量在2000吨到3000千吨之间);加上早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千吨级的撞击型巡洋舰和国产近海防御性战舰“平远”舰等,全舰队排水量4万余吨,官兵近4千人。


据国外军事年鉴统计,成军后的北洋水师位列世界海军前八,而当时日本海军全部吨位及海战潜力仅排名十六。遥想当年,每次北洋水师出海操练时,那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各国海军都为之侧目。

但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当权者的战略误判,权贵们把持下的海军衙门在1889年后竟未给北洋水师添购过一舰一炮。更有甚者,在1892年中日局势已相当紧张之时,主管拨款的户部宣布为慈僖太后万寿筹款而停购舰艇两年。

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886年“长崎水兵斗殴事件”后,日本不惜重金甚至发动全民献金,连天皇的老妈阿巴桑都捐出了她仅有的首饰,以达到每年至少增加一艘新军舰,目的就是以最快速度赶超北洋水师。


在这之后的关键几年中,由于日本采购(及自身建造)的军舰都是最新、最快的,火力也今非昔比。如此,日本舰队在甲午战前已超越北洋水师,而同时期清廷停止购舰之举,无异于挖坑自埋,悔所不及。

清廷海军建设为何会出现“小富即安、目光短浅”的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决策层(尤以慈禧太后及李鸿章为主)对北洋水师定位失误,这是最为致命而无可挽回的。

按李鸿章的意见,中国海疆可分为三部分:“直隶之大沽、北圹、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损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换言之,北洋水师的主要用途是扼守渤海通路,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守海口、保津沽、卫京师”,朝廷安危,才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曾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大体而言,李鸿章的海防格局观还是“固守海口”的保守战略,并没有比魏源进步多少。正如其三个时期的代表言论:

海防初起时,“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北洋水师成军后,“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甲午战争爆发前,其仍认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勃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反观日本这边,其维新之初即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立国目标,海军发展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要任务。从这一层面上说,日本从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利益为目标,并以中国为“第一假想敌国”。

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由此,日本在海外屡屡制造事端,从琉球到台湾,从朝鲜到甲午战争,无一不来自这一思路。

十九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主流是以武力开拓市场甚至强占殖民地,清廷昧于世界大势,坐视邻国以侵略性的姿态突然崛起,这无疑是为后来的半个世纪埋下了祸根。


正因为慈禧太后(或说整个清廷)对北洋水师的战略定位是“看家护院”而从来没有想到要用这支舰队去远洋作战,这种浅尝辄止的妇人心态决定了北洋水师乃至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

也正因为战略上不重视,才会有停止购舰、甚至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的愚蠢短视之举,由此酿成了割让大片国土、赔偿上亿两白银的恶果。论理,当时中国的国力,无论财富还是人口较日本十倍不止,但这些资源未能转化为军事能力,结果是丧权辱国、创深痛巨!


当然,甲午之役对中国也并非全为负面效应。许悼云先生曾在《万古江河》中说,“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不过这句话用到甲午年似乎更为合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觉醒与奋起,其爆发点并非辛亥而是甲午的战败,之前中国仍是按部就班、固步自封,直到这场惨败,中国人才真正痛醒。

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在3年后掀起了一场变法的热潮,尽管这一历史进程被无情打断并引发了庚子年的巨祸,但中国走向并融入世界的脚步并未因此而止步。庚子年后,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继而宣布预备立宪,这一切努力虽然夹杂私心,但毕竟让中国放眼海外,并踏上了近代化的历程。

也就在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宣布重建海军并先后购入4艘最新的巡洋舰。按海军大臣、贝勒载洵的计划,清末海军将在7年内添置头等战舰8艘、各型巡洋舰20余艘,势头直追日本舰队。可惜的是,这一规模宏大的计划最终被辛亥年的隆隆炮声所打断。


帝国崩溃之前,“海圻”号的出访大概是中国海军最后的亮点。也就在辛亥那年,这艘国内最好的军舰奉命前往英国参加新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途中,墨西哥爆发排华暴乱,300余名华人被害,并波及古巴等国家。

外交受挫之余,“海圻”号迅速赶往南美护侨。在其森严炮口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赔礼道歉,并答应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这无疑是晚清外交中一场难得的胜利,值得后人敬仰与深思。(节选自金满楼《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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