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赵匡胤到底是不是其弟赵光义所谋杀，史学界一直有争论，这里也不做论述。
继承帝位的赵光义，却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软脚虾。
他看见兄长留下拟将赎买燕云的巨款，叹道：“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便将赎买的方案推倒，打算来个御驾亲征，一举克复。
而在赵匡胤余威的影响下，南方仅存的清源军和吴越两个割据政权相继纳土归降，北宋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被大好形势冲昏了脑袋的赵光义先挥兵直取北汉，北汉在赵匡胤的两次打击下，国力凋弊，无力抵挡，出城投降。
赵光义内心急剧膨胀，脑袋一热，眼珠一转，临时下了决定：攻打辽国，收复燕云！
赵匡胤每打一次仗，都要反复谋划、反复论证。
试想想，仅打两年的统一战争，他却用了整整十六年时间的谋划，这是何等的隐忍，其捕捉战机的目光又是何等之狠，何等之准！
面对辽国这种庞然大国，赵光义却凭一时冲动，就作出了横挑强梁的决定，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果然，高梁河一战，宋军溃不成军，赵光义本人中箭，躺卧在驴车上颠簸南逃。这一年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七年之后的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重整旗鼓，再次北伐。
这次败得更惨，折损了的兵力近二十万，相当于赵匡胤时代的全部禁军兵力。
而且，这一战遭到了辽人的大举反攻，不但蔚、朔、应、寰等州得而复失，邢、深、祈、德等州也被受蹂躏。
此战过后，赵光义彻底死心，终生不敢再言战事，对待辽人的挑衅和侵略，只能采取挖掘河道、开辟水田等低劣手段进行消极抵抗。
这种忍气吞声的行为，更加地刺激起辽人入侵的欲望。
咸平六年（1003年）、七年，辽人连续入侵，宋军节节败退，退至黄河北岸的澶州。
危难之际，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催促宋真宗赵恒（赵光义第三子）御驾亲征，以振士气。
在北宋君臣做出的强硬态势下，辽人同意和谈解决纷争，这就是史称的“澶渊之盟”。
应该说，这是一个城下之盟，虽说结为兄弟之国，但本质是宋朝在军事有利的条件下签订的第一个屈辱性条约，宋朝每年向辽人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澶渊之盟后，寇准功高望重，受到宋真宗的疑忌。不久，宋真宗借故把他贬斥出朝，任命妥协派王钦若为宰相。这样，宋朝更不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了。辽这时也发生了变故，1009年，萧太后病死。第二年，辽与高丽发生战争。1011年，就在萧绰去世后的第十五个月，韩德让也随之去世。接着，辽政权内部又开始发生分裂，辽再也无力大规模兴兵南下。澶渊之盟后，宋、辽在好几十年里没发生过战争。其间只发生了两次重要交涉。一次是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机会，向北宋勒索土地。北宋增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10万匹。另一次是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辽借口北宋在山西边境增修堡垒破坏边界，要求划界。第二年，宋政府允许以分水岭为界，又放弃一些土地。
向外赔款，宋朝自“澶渊之盟”而始。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花钱买平安的思维从此成了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主流思想。
此后，宋夏议和、宋金议和无不深受“澶渊之盟”偏安思想的影响。
“澶渊之盟”使宋朝统治阶层完全放弃收复燕云的雄心，宋朝军民也就开始丢掉仅存的血性，逐步沦为苟安政权，为日后的亡国，甚至亡天下，埋下了沉痛的伏笔。
还有，如果说赔款只是宋朝对外负担支出的一部分，那么，而为了与这些游牧民族对抗，宋朝必须屯养数以百万的军队，甚至为了组建骑兵，不得不耗费大量铜钱、银、绢帛、茶等物资向西北各民族买马，国家财政消耗巨大。
军事上的积弱，终于导致了财政上的积贫。
注意，财政上的积贫，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财政上的积贫，指的是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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