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逊是三国时期最顶尖的几位谋略家、军事家之一，大家历来对他都很推崇，尤其在军事方面。但陆逊在政治上也有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他对孙权选择接班人的态度上。
群雄争霸，霸业不好争，争来了霸业接班人更不好选，曹操、袁绍在这个问题上都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袁绍的代价是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袁氏集团弄得分崩离析，死后也不得安宁；曹操付出的代价是使曹魏政权内部出现了严重内伤，间接导致政权很快被异姓取代。
再加上一个刘表，他们几个人都在“废长立幼”这个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可以说教训相当深刻。然而到了孙权，似乎一点都没有汲取他们的教训，在这个问题上仍然犯了致命的错误，而且错误更加严重，后果更加惨烈。
孙权共有七个儿子，分别是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孙奋、孙休、孙亮。孙权当上吴王时大概已经认识到了选好接班人的重要性，所以他及时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后来孙权称帝，孙登成为皇太子。
孙权在位时间很长，在三国时期各帝王中算是创纪录的，孙登前后当了二十一年太子仍未捞着即位的机会，结果他没有活过孙权，于赤乌四年（241年）死了。
孙权的二儿子孙虑死得更早，在这种情况下孙权立三儿子孙和为太子，但问题随之产生，因为孙权一方面立了孙和，另一方面却过于宠爱四儿子、被封为鲁王的孙霸，给满朝文武造成了想像空间。
发生在袁绍、曹操身上的悲剧于是重演，孙吴朝廷内外形成了两大派：包括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朱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人在内的“太子党”拥戴孙和，包括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在内的“鲁王党”拥戴孙霸。
这件事闹了很长时间，一般来说这样的事最终都没有真正的赢家，往往是两败俱伤，而这次结局更惨。后来，孙和被废，又被流放，孙霸则被赐死，陆逊受到孙权的“责让”，最后“愤恚”而死，吾粲、顾谭、朱据等一大批人有的下狱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罢官不再录用。
更要命的是，孙和、孙霸丧失继承权后孙权只能在剩下的三个儿子孙奋、孙休、孙亮中挑选继承人，孙奋品行较差，生性“不遵轨度”，孙权对他不放心。孙休是江东大族朱据的女婿，朱据刚刚被赐死，让孙休即位孙权也不放心。
这样，孙权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让孙亮当太子。孙亮此时只有七岁，最后把大权交给他显然更像一种讽刺，孙权此时即使很犹豫，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又过了三年孙权驾崩，孙亮登基为孙吴新皇帝，由于他年龄太小，大权为权臣掌握，孙吴的事业遭受到空前打击。
孙吴事业隆兴，孙权做出的贡献最大，但后期孙吴一崛不振，孙权负的责任也最大，正是他晚年的昏愦制造了这样的悲剧。陈寿一方面说孙权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另一方面也痛批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
这固然是对的，但反过来看这样的错误也是孙权一个人搞不出来的，凡是参与此次内斗的人其实都应该负责任。
当初曹操在曹植和曹丕之间犹豫不决之际，贾诩等人及时出来提醒、相劝，让曹操迷路知返，避免了错误继续扩大。而曹操“为太子事屏退左右问贾诩”，贾诩“闭口不答”。
刘表的长子刘琦受排挤，眼看性命都有问题，更不要说继承父亲的事业了，他很着急，又不知道怎么办，情急之中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百般推辞，被逼问得实在没办法，才在极保密的情况下给刘琦出了个主意。
诸葛亮和贾诩都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领导的家务事轻易不能管，管不好就会连累自己，这倒问题不大，但由此再拖累了大家共同的事业就犯不着了。
在三国这样的时代，领导的家务事范围比较广，吃穿住行是家务事，处理亲属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家务事，前者倒还好说，能管则管、能帮忙就出力，体现对领导的关心，以便领导更安心工作。但对于后者，做下属的实在不好管，也管不了。
下属非要掺和这些事，一定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因为对你是公事，顶多里面掺着一些友情，但对人家就是亲情。地位、权利越高的家族，亲情的变化最无常，但到最后亲情又最牢靠，你涉足了领导的家事，支持一方就会得罪另一方，以后不管谁上台，都很难有好结果。
在三国这样的时代，领导的家事从来都不仅仅是家事，往往会影响到本团体的兴衰，过多的人“热心”参与领导的家事，就会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左右了领导的视线，影响到他的正确判断，结果往往是危害到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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