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到华州城刺杀贺太守，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自己还被捉。这是鲁智深自出场以来第一次如此狼狈，如此尴尬，如此出丑，用他自己的话说，被人笑话了。但是，在这种身陷缧绁的绝境中，鲁智深竟然爆发出特别耀眼的光彩，作为一个俘囚，他竟然反客为主，上演了一出极其精彩的绝地反击，并最终反败为胜，成就了异样的精彩。
贺太守之所以抓鲁智深，只是对他可疑的举动有怀疑，却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因为鲁智深毕竟没有实施刺杀行为就已被抓，并且被抓之时，他身边没有凶器。鲁智深只要不承认自己是刺客，随便编一个谎，就可能脱身，至少可以蒙骗拖延对方一段时间，从而可以为梁山救他争取宝贵的时间。《水浒》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也正是这样写的。
贺太守一看已拿住鲁智深，喝令推到厅前阶下，他要亲自勘问。这时，他一定是这样的心态：一方面沾沾自喜于自己识破刺客的聪明，一方面又乐于看到这个刺客的被识破活捉时的狼狈。但是他万没想到，这个胖和尚一点狼狈相也没有，反而把他骂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鲁智深是怎么骂的呢？鲁智深先是对贺太守作道德鉴定：你这害民贪色的直娘贼！你便敢拿倒洒家！贺太守一定完全被台阶下面的这个胖和尚弄糊涂了。这到底是谁审谁啊？这个胖和尚，到底是谁啊？
别急，鲁智深马上就说到自己 ：“俺死亦与史进兄弟一处死，倒不烦恼。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须不与你干休！”
贺太守很痛苦很愤怒的发现，这个胖和尚是彻底的鄙视自己，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所以根本犯不着对自己隐瞒什么。没等贺太守开口，鲁智深已堂堂的亮出自己的身份：不仅主动承认了自己是刺客，还承认了与史进的关系。承认了与史进的关系，就等于承认了与少华山的关系，承认了与少华山的关系，性质就变了，罪行就大了——他不再是针对个别官员的刑事犯罪，而是直接威胁朝廷的造反了。
刑事犯罪和造反，这两者，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上，是截然不同的性质的，后者要严重得多，处罚也严厉得多。因为前者只危害特定的个别的对象，而后者则是危害整个社会，危害整个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
还不仅如此。鲁智深还自豪地宣布了自己是梁山泊的强盗。梁山又是什么概念？那是被宋徽宗御笔书写在宫中的著名的“四大寇”之首：在72回，柴进混进宫中，亲眼看到徽宗在睿思殿的素白屏风上写着：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那是让皇帝头疼不已，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日夜想着剿灭的对象！
虽然自己是阶下囚，对方是阶上主；自己是强盗，对方是体面的朝廷命官，但鲁智深竟毫不泄气，反而盛气凌人，反客为主，指着对方鼻子，骂得对方还口不得。一个强盗，一个被正统道德观念彻底否定的强盗，在朝廷命官面前，一丝自卑没有，一点惭愧没有，为什么？
因为，鲁智深知道，对方虽然表面上是身披官服的体面的官员，实际上却是一个害民贪色的贼！一个真正的贼！而鲁智深自己，虽然有一个强盗的身份，却是一直行侠仗义打抱不平，除暴安良的义士！岳珂(岳飞的孙子)的《桯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广本是个海寇，后来受朝廷招安，当上了福州延祥寨统领。
一日，郑广到福州府衙参加聚会，满座官员，济济一堂。大家谈笑风生，吟诗作赋。可是，由于郑广的出身，官员们没有一个愿意理会他。郑广起立说：“我是个粗人，可是今晚也有一首诗，献给大家，好吗？”众人安静下来，郑广大声吟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满座官员，一时鸦雀无声。有意思的是，郑广在绍兴六年(1136 )被招安时，朝廷册封他做的官就是“保义郎”，而宋江的绰号就是“呼保义”。
宋江这个绰号的意思，可能就与这个“保义郎”的官名有关。鲁智深面对着当时的“众官做官却做贼”的事实，在这样的“官贼”面前，他这样的行侠仗义的所谓强盗，他们之间，不是官和盗的关系，而是“官贼”和侠盗、义盗的关系。那他有什么好自卑惭愧的呢？正如《桯史》所记，真正需要惭愧的，是这些披着官服的“官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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