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宋各种争议不断，“积贫积弱”也好，商品经济发达也罢，没有一个人可以“罢黜百家”成一家之言。但是，北宋在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关于北宋耻辱的战争记录，我们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北宋的统治者们缺乏战略眼光是埋下北宋每战必败的最重要愿意之一。
耻辱的“先南后北政策”
北宋建国之初，强敌环顾内忧外患，北有契丹辽和北汉虎视眈眈，南有各割据政权心怀不轨，内部更有拥兵自重的后周忠臣跃跃欲试。
北宋王朝面临重重危机，但各势力的利益不能统一，无法联合共同扼杀新生的北宋王朝，赵家君臣因此也有了一个难得和平环境来巩固内部统治。宋太祖迅速平定昭义军李筠和淮南李重进两位后周宿将的叛乱，并利用“杯酒释兵权”消除了武将叛乱的危险。赵氏家族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消除了严重的内患，北宋王朝的统治得到了巩固，统一战争从此成为北宋王朝最重要历史任务。
在这场战争中，北宋最大的敌人不是各个汉族割据政权，而是北方强大的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最难以夺回的土地不是富饶江南而是北方的幽云十六州。北宋的君臣们必须进行抉择，是先北向与契丹争雄，还是南下先攻略土地。令人失望的是，北宋统治集团制定了著名的“先南后北”战略方针。
表面看来“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是符合建国不久的北宋王朝的利益的。此时的契丹辽已经立国50年号称控弦50万，而北宋仅仅立国两年，拥有禁军19.3万人，双方在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上应该都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些表面的数据的确不利于北宋，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辽国此时的具体情况，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另一个结论。
首先，对比双方的统治者。北宋太祖赵匡胤出身军旅世家，在长期的征战中逐渐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契丹辽的统治者是辽穆世宗耶律璟，此人是辽代有名的昏庸之君，被称为“睡王”，长期酗酒不理朝政。
其次对比双方的战将。北宋建国之初，整个国家都显示着一中勃勃生机，在军阀混战中逐渐成熟的将领希望利用战争建功立业;契丹辽建国日久，又经历过长期内部权力更迭，大批宿将在权力斗争中消耗殆尽，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尚未得到机会，此时的辽国内无能臣外无良将。
第三，对比双方的军队数量。契丹辽号称拥兵50万，因为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上马为兵下马为民，所以在辽国强盛时拥兵50万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此时的辽国虽然立国50年，但却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人口消耗。第一次，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进犯中原，耶律德光几乎动用了全国的兵力推翻了后晋的统治，但是契丹铁骑却在中原人民的打击下损失惨重。，耶律德光本人也死在了这次战争中。第二次，就是辽世宗的即位之战，世宗耶律兀欲与述律太后支持的耶律李胡的战争，其实际上是耶律部和述律部的战争，结果占据契丹人口30%左右的述律部落损失惨重。第三次，穆宗朝的耶律家族反叛，失去皇位的世宗后代和没有获得皇位的耶律李胡后人在穆宗朝先后四次叛乱，这四次叛乱使耶律部的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要知道，游牧民族的人口恢复速度在和平时代都非常慢，何况在这长期的内部动乱中呢?所以，所谓辽国拥有50万骑兵不过是一个拙劣的谎言。宋军虽然仅仅只有19万禁军，但是这19万禁军都是北宋王朝可以随时调遣的机动兵力，可以全部投入对辽的作战。
第四，对比双方的军队战斗力。虽然辽国以骑兵为主，并且武器装备并不逊于中原王朝的军队。但是，幽云十六州处于山地，山地作战骑兵的机动力和冲击力都将打打折扣。在耶律德国对后晋和后周的作战中都留下了诸多败绩。北宋的禁军大多经过长期战争的考研，作战经验丰富和战斗力极强。
也许综合考虑这四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北宋王朝的实力并不逊于契丹辽。如果北宋君臣可以同心同德，奋力北向，定然可以先破北汉，再收幽云十六州。利用幽云十六州建立防线阻挡辽国铁骑对北方平原的袭扰，再南下消灭羸弱的南方割据政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原。只可惜，赵匡胤等人投机取消鼠目寸光，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政策，经过近20年的战争统一了南方，但也丧失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最佳机会。
因为契丹辽得到了20年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新的皇帝辽景宗和萧太后统治贤明，涌现出耶律休哥、耶律沙这一大批能臣良将。更为重要的是，占据北方山地防线的辽国铁骑可以没有阻碍的南下北方平原，以步兵为主的北宋禁军无法阻挡骑兵的冲击。那些春秋鼎盛的大将们由于功成名就也暮气沉沉。20年，此消彼长，宋辽之间的优势转变了，由于缺乏战略眼光，从此之后北方铁骑成为北宋君臣无法挥去的梦魇。
短视“对西夏放任自流”
北宋一朝，其边患不仅来自北方的契丹，更有西北的西夏党项。北宋政府为了应对西北的边患，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造成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却是北宋王朝自己。
北宋初期，党项羌还臣服中央政府，各部豪酋不不会轻易袭扰北宋边疆，反而经常为北宋政府提供战马并派兵随同作战。但是党项羌的族长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无法控制各部落豪酋，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献地归宋，将党项羌世代统治的夏州交给宋太宗。短视的宋太宗为了获得短期利益，接受了李继捧的献地。
在获得了夏州的统治权后，宋太宗也不的不面对党项诸羌的内部矛盾，尤其是拓跋继迁为首的一支。拓跋继迁为了重新夺回夏州故地，降附契丹辽，接受辽国的官职，并迎娶辽国的公主。再获得辽国的支持之后，继迁就发动了对宋战争。当党项羌经过长期战争重新夺回了夏州等城后，继迁的继任者李德明为了获得北宋的经济援助，再度向北宋称臣。北宋政府不仅宽恕了继迁的反叛，还每年向西夏提供大量的钱物，这种行为无异于“养虎为患”。
在为党项前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北宋更是对西夏的扩张不闻不问。李继迁经过长期战争夺取回了被北宋占据的夏州地后，由于占据地理优势可以从容的阻挡来自南部北宋的进攻，当然北宋朝廷似乎也没有进行战争准备。但是，在夏州西部，拥有数股势力忠于北宋王朝，并与党项羌的关系极为紧张。其中，包括青唐吐蕃唃厮啰，凉州六谷部潘罗支，甘州回纥夜落纥，还有敦煌归义军曹家。如果北宋政府能联合这些西北实力派，对西夏进行作战，长期袭扰西夏，那么党项羌不仅无法对宋作战，反而不得不更加依赖和畏惧北宋。因为西夏的统治者既害怕北宋断绝经济支援，无力支撑对这些实力派的作战，更惧怕北宋从南边开辟新的战线与这些实力派联合夹击。但是，北宋政府不仅没有想办法削弱西夏，反而坐视西夏先敦煌，夺甘州，并凉州。到了元昊时，西夏完成了国土的扩张，同时达到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的战略目标，有足够的力量脱离北宋统治，并开始窥视北宋的关中地区。
北宋君臣的战略短视，不仅让个一个可怕的敌人逐渐变大变强，更使自己的盟友一个个被敌人消灭，从此之北宋朝廷不得不在西北边境与西夏进行长期的战争。
如果说北宋北惧辽，西怕夏，但是他们还可以通过战略防御逼迫辽人签署盟约，利用堡砦攻势不断削弱西夏，最终维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想要和女真金结盟灭辽，则更是自掘坟墓。
其实早在隋唐时代由于气候问题、江南经济的发展和运河的修建，以关中地区为华夏“心腹”的的局势就在发生转变。中原王朝的统治重点和中心向东部倾斜，向东北部倾斜。所以中原王朝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已经不是来自西域或北部高原的游牧民族，而是那些出没于东北亚的半游牧民族。所以，我们看到了隋唐时代的雄主屡次对高句丽的征服，也看到了武则天时代曾经对契丹、奚等民族叛乱的无奈，最浓酿成的安史之乱更是提示中原统治者们东北亚少数民族的崛起已经可以埋葬任何一个强大的农业帝国。
这种大趋势是北宋的统治者们预知和判断的，因为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彻底解决契丹辽的压力。可是契丹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内部各种阶级矛盾的激化，让北宋的统治者们依靠自己力量北向与辽人争雄的想法，早已随着太宗三路北伐的失败一同被埋葬在那个叫“陈家谷”的地方。但是，北宋的统治者们又时刻盼望洗刷失去幽云十六州的耻辱。这种矛盾，让北宋统治者病急乱投医，让他们把击垮契丹辽和收复十六州的期望寄托到了那个正在崛起的女真金。虽然，北宋统治者们注意到了“远交近攻”，但是他们同时忘记了“唇亡齿寒”。
毫无疑问，女真金这个这个传说起源于黑水靺鞨的半畜牧半农耕民族，比之已经腐朽缺乏进取的契丹辽而言，更加生机勃勃也更加赋予攻击性，所以流传了“女真不满万，满万不能敌”的言论。而且，雄心勃勃的女真金对于契丹辽也时刻怀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这样看来，女真金是一个绝对符合北宋需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女真金不仅想要取代契丹辽的位置，更对中原王朝也还有鲸吞之意。而羸弱的北宋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能吸引契丹兵力的偏师，一个可以对他们进行经济支援的“冤大头”。北宋统治者们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到这种威胁，依然将自己的自己的期望寄托在这个更具野心的盟友。于是，北宋利用强大的远洋能力，在公元1118年派遣使臣在女真金登陆，宋金建立了联系，并于1230年达成联合灭辽的协议。
可惜，这对盟友在契丹辽轰然倒塌的当年就反目成仇，距离他们达成联合灭辽的协议仅仅5年，而到了1127年北宋京城汴梁就被女真金的铁骑踏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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