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人们与情郎偷情幽会通奸时，是一定要带上枕头的。作者理由十足、言之凿凿，似乎不容置疑。那么，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先且看看作者在文章里是怎么说的。
他先是提到了《西厢记》中崔莺莺夜里幽会张生的场景。崔莺莺当时就带着一个叫“鸳鸯枕”的枕头，每到天黑就让红娘掌灯陪着她去西厢张生的住处。还有一首曲词：“鸳鸯枕，翡翠衾，羞搭搭不肯把头抬，弓鞋凤头窄，云鬓坠金钗。”作者进而总结道，类似的古代小说、诗词中，也总是出现这样的描写，女子与情郎偷情，都要带上自己的枕头。即便是大家闺秀，甚至是皇室公主，与情人幽会偷情时自带枕头的描写，也常常见诸史料。
此外还有曹植与甄氏。作者写道，曹植七步成诗，可谓独步天下，但是他与自己嫂嫂甄氏互相爱慕，情投意合，恨不能日夜相守。然而甄氏乃其兄长曹丕妃子，这种感情既悖伦违理也碍于魏文帝权势，因此二人终未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甄氏相思成疾，抑郁而终，死后化为洛水之神。活着不能相依，死后也要相会，于是这两个多情的男女便在梦中相会了。明眸善睐，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若飞若扬。
两人曲尽缠绵之欢后，甄氏把自己带来的“玲珑枕”留给了曹植。没有人的时候，曹植就拿出玉镂金带枕抚摩着，见枕如见人，那精致的鸳鸯刺绣可是甄氏一针一线呕心沥血之作!虽然人神殊途，但是枕上留香，可算是古代爱情史中最浪漫的千古佳话了。香港作家董千里的历史小说《金带玉缕枕》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还有高阳与辩机。作者认为，要说最倒霉的，则是与大唐王朝高阳公主偷情的玄奘高徒辩机和尚。高阳为唐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嫁与当朝宰相房玄龄之子、散骑常侍房遗爱为妻，却与曾因撰写《大唐西域记》而享有盛名的玄奘高徒、人称神童的辩机相爱，交往了8年，生下一儿一女。在他们互相交往期间，高阳赠给辩机的定情信物无数，其中就包括一只皇室专用的“金宝神枕”。他们在偷情约会后，万万没想到这只神枕竟被一个无名小偷盗了去，后来在销赃时被官府抓获。
恰恰是这只神枕，使得高阳与辩机的不伦之恋大白于天下。辩机被叛于西市场大柳树下处以腰斩极刑，侍奉高阳的十余名侍女也以知情不报罪悉被赐死。这只神枕给辩机招来了杀身之祸。辩机的所有遗物，都被玄奘收藏于大慈恩寺特辟的僧房中，以便他的灵魂可以继续参予译经工作。同门为僧的和尚们说，月明星稀时，常常会听到辩机的哭声。但不知，那是他在叹悔自己与高阳旷世绝伦的恋情，还是在抱憾未完待译的经书?
一只小小的枕头，演绎出无数风流轶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作者还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可能有以下几种主要原因。
首先鸳鸯枕也许是古代男女寻欢作乐的实用之物。由孔子所说的“屈肱而枕”可以看出，古人睡觉一般是不用枕头的。可是，当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在做爱的时候，当采用双方侧卧或平卧十字交叉法时，发现随意取一块石头或木头枕着脑袋，彼此会更适意更能得到快乐和满足。于是枕头便成了快乐的工具，甚至于把枕头等同于快乐了。于是人们在不做爱时也用枕头睡觉了。久而久之用枕头睡觉就成了一种习惯，连刚生来的婴儿也要给他枕上一个枕头;如果说不给他一个枕头，他就不会快乐，似乎被虐待了。可见枕头对于偷情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张生与崔莺莺。
也可能是玲珑枕上留体香，古代风流才子佳人的互送浪漫。如果古人习惯了枕着枕头睡觉，上边势必留有自己的体香。双方送手帕，在公开场合使用会被发现;送内衣，在封建社会显得过于猥琐。而枕头这种东西在房间使用就比较私密，且日日枕上头，夜夜闻体香，岂不是天下最浪漫的事?比如曹植与甄氏。
亦或是金宝神枕赠神童，古代女子馈送如意郎君的情爱信物。古代女子因爱之深切，便会将自己的心爱之物馈送给如意郎君，作为情爱信物。但是，这种见之于形的情爱信物，有时也容易给偷情的男女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惨遭杀身之祸。因而，枕上春秋记载的不仅是你侬我侬、卿卿我我，更还有恩怨情仇、血腥杀戮。比如高阳与辩机。
第四，不论是鸳鸯枕上易得好梦也好，还是枕上留香、留下爱情见证亦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古代男女幽会偷情都必须要有芙蓉帐、鸳鸯枕、桃花等等必备的用品，而枕头是其中最便于携带的。
该作者所举的三个古代名人例子是正确的，后面的四点分析也很不错，但在我看来，古代女人偷情携带枕头只是部分现象，并非普遍规律。一则，我们在历代典籍、野史和文艺作品中见到的类似记载并不多;二则，去偷情还带枕头，难道不是种累赘?难道情郎房里就没有枕头?难道送情郎礼物一定要送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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