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七年秋天，多尔衮患病。据说是膝盖受了伤，他用了不该使用的石膏敷治，结果使病情加剧。为了调治疾病，也为了改善心情，十一月中旬他率领诸王贝勒及大批八旗官兵到塞外打猎行乐。塞北寒冷的气候和行猎时过度的劳累，使多尔衮此行再也没能回到北京。十二月初九日，他病死在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
多尔衮死后，在他摄政时期用强权压制下去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首先是皇帝本人与摄政王的矛盾。多尔衮摄政时，顺治帝福临尚小，而到顺治七年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了。身为皇帝却无权力，这对福临来说，当然是件无法长期容忍之事。摄政王一死，福临必然要真正操起皇帝的权力。其次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一批在摄政期受压的诸王与多尔衮的矛盾。那时他们慑于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力，不敢有所表现，然而却从没有放弃他们那种保守落后的政见。多尔衮之死无疑是他们聚集起来，夺回失去的权力的绝好机会。另外，深受多尔衮信任与重用的一些大臣，此时也会为保住自己在摄政期间得到的权力而拼搏。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利用，清王朝的政局在多尔衮死后一个多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多尔衮一死，他的亲信罗什等人，即利用他的葬事大做文章。先是安排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十二月十七日，多尔衮的灵车运回京城。顺治帝与诸王大臣身着丧服到东直门五里以外迎候。从东直门到玉河桥，凡是灵车经过的地方，都有跪着哭丧的官员。公主福晋以下的命妇，则身着丧服聚集在睿王府大门内跪哭。灵车到达东直门外，顺治帝亲执玉爵为灵车敬酒，奠祭摄政王。这天夜里，满朝文武又都受命到睿王府中去守灵。接着，罗什等人又要求以皇帝的葬礼安葬了多尔衮。即使这样，他们还怕多尔衮死后的地位不牢，十二月二十五日，又通过顺治帝之口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其元妃为“义皇后”，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太庙。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使多尔衮这个护身符永远存在了。
与此同时，保守派的济尔哈朗等人，利用顺治帝要亲掌大权的迫切心情，也开始了一连串的活动。他们首先命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收回了象征权力的印符、赏功册，接着就开始削减多尔衮的军事实力。摄政时期，多尔衮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同母兄弟英亲王阿济格与豫亲王多铎。他们是多尔衮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军事支柱。当时多铎已先多尔衮一年病死，对济尔哈朗等人威胁最大的，就只有阿济格。阿济格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莽夫，摄政时期，自恃有战功，曾向多尔衮提出封自己为“叔王”的要求，但被拒绝。多尔衮死后，阿济格又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与诸王抗衡。
他以多尔衮生前曾说过“不满养子多尔博，而想让阿济格之子人自己亲辖乙正白旗”为由，企图吞并正白旗。阿济格的这些思想和行为，遭到正白旗多尔衮旧部的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被寻找机会铲除阿济格的济尔哈朗等人看在眼里。于是他们联名上疏，告阿济格对摄政王不敬，轻而易举地给他定了罪，剥夺了他手中的军权，将他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将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仇家为奴。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于是多尔衮原来的亲信一看形势有所变化，有些就投到济尔哈朗的门下。此时，原多尔衮与多铎分别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阿济格又成了阶下囚，济尔哈朗等人认为时机已成熟，于顺治八年二月上疏，指控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清实录》)。
在济尔哈朗等人的奏折中，为多尔衮拟了下述主要罪名。一、顺治帝即位时，诸王立下誓言，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联合摄政。但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剥夺了济尔哈朗摄政的权力，反立自己的同母兄弟为“辅政叔王”。二、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侍从，与皇帝无异，所盖王府形同皇宫，并私用皇帝御用八补黄袍、大东珠数珠及黑貂褂等殉葬。三、散布皇太极称帝是违背太祖本意而系夺位的流言。四、逼死肃亲王豪格，迎纳豪格之妃。
追黜多尔衮是顺治帝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他所采取的措施与他对多尔衮的敌视态度直接相关。他本来就痛恨多尔衮的独断专行，见奏折中提到逼死豪格一事就更为恼火。豪格是皇帝的大哥，又是开国元勋，只因反对多尔衮就被罗织罪名整死，这在顺治帝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他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多尔衮追封过“义皇帝”的尊称，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人宫”(《清史稿·多尔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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