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有一幅五代时周文矩所绘的《合乐图》。一些学者相信，此图正是失传的周文矩版本《韩熙载夜宴图》的一部分。而传世的署名“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实际上只是南宋人的摹本，其母本应该就是今天流失于海外的这幅《合乐图》。那么如果我们来比较这两幅图像，将会发现：尽管从《合乐图》到《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但由于画家生活的时代相隔遥远，使得两幅图像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时代信息——这不奇怪，画家总是会不自觉地将自己观察到的时代信息绘于笔下，所以在宋人画的汉宫图中会出现宋式建筑;而在明清画家画的宋朝仕女图中则会出现明清服饰。

　　先来看周文矩《合乐图》，请注意一个细节：图中的乐伎都是盘膝坐在地毯上演奏音乐，包括擂鼓的那名乐伎，也是用跪坐的姿势。而欣赏演出的韩家宾客、家眷，则多站立，只有韩熙载本人盘坐于床塌，另一名女宾坐在矮凳上。事实上，唐—五代正是椅子逐渐普及的过渡期。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习惯垂足坐在高脚椅子上的，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如“胡床”、“连榻”。连榻是可以同时坐几个人的矮塌，《晋书》记载，“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毕贺，皆连榻而坐。”说的便是这种狭长而低矮的坐卧用具;胡床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小马扎，可折叠，方便携带。北齐杨子华的《校书图》(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为宋摹本残卷)中就出现了一张胡床。总之，此时中国社会流行的家具，如餐桌、书案、坐塌、椅子，都是矮型的。

　　高型坐具的普及，触发了改变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在流行矮足矮座家具的时候，大家围成一桌用餐是不大方便的，因此分餐制大行其道;而高桌高椅广泛应用之后，围餐就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了，因此合餐制渐渐取代了分餐制。还有，传统的社交礼仪也被改写。在只有矮型家具的先秦，人们在社交场合都是席地而坐，正式的坐姿叫做“跽坐”，即双膝弯屈接地，臀部贴坐于足跟，标准姿势就如西安出土的秦代“跽坐俑”。今天日本与韩国还保留着“跽坐”的习惯。

　　此时，中国社会通行跪拜礼，因为跪拜礼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势挺直腰板，臀部离开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便是拜。这时候的跪拜礼，并无后世附加的贵贱尊卑之涵义，只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且，对方也回以跪拜礼答谢。臣拜君，君也拜臣。许多朋友都应该读过《范雎说秦王》，里面就说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跪拜是相互的，是双方互相表达礼敬与尊重。

　　经秦火战乱之后，古礼全失，汉初叔孙通重订礼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实际上就是糅入了帝制之下君尊臣卑的内涵，诸侯百官“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所以刘邦在体验了一把繁文缛节之后，不由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后来宋朝的司马光忍不住喷了叔孙通一脸：“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不过，此时的跪拜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大家还是席地而坐。臣拜君，君虽不再回拜，却也要起身答谢。

　　到了高型椅子出现以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跪拜的动作便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尊卑色彩——请想象一下，你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师亲”，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礼，社交礼仪通常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南宋时，楼钥出使金国，发现被金人统治的汴京人在接待客人时兼用跪礼与揖礼：“或跪或喏”。楼钥说，“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喏”即揖礼，可见依宋人礼仪，日常待人接物是不用跪礼的。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带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再据《宋史·礼志》，淳化三年(992)，宋廷申举常参礼仪，将“朝堂行私礼，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谈笑喧哗;入正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缓;至班列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阁门不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食;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非公事入中书”等十五项行为列为失仪，“犯者夺俸一月”。由此看来，宋臣常参时似乎并不行跪拜礼。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当是揖拜之礼。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才推行开来。治元史的李治安教授根据两则元朝史料的记载：《元朝名臣事略》：“……入见，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判断出“元代御前奏闻时，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地位和处境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一步”。这一礼仪，跟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

　　跪奏的制度又为明朝所继承。据《大明会典》，洪武三年(1370)定奏事仪节，“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变本加厉，规定下级向上司禀事，也必须下跪：“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

　　清代臣对君的跪拜礼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为了避免因为下跪太久而导致膝盖受伤，聪明的清臣发明了“膝里厚棉”的高招：“大臣召见，跪久则膝痛，膝间必以厚棉裹之。”看来清宫戏《还珠格格》中“小燕子”使用的那个“跪得容易”，并不是胡扯。练习跪拜也成了清代大臣的必修课，“光绪某年，李文忠公鸿章以孝钦后万寿在迩，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习之。”臣下如果跪得乖顺，则官运亨通，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向他讨教为官的秘诀，曹振镛告诉他：“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不但要跪，还要叩响头，以头触地，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据称，清宫“殿砖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传声之概”，只要叩对地方，声音便特别洪亮，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头肿亦不响也”。

　　不但臣见君要跪拜，小官见大官也必须下跪。清人况周颐的《餐樱庑随笔》说，光绪初年，工部司员见堂官，“鞠跽为礼”，所以有人以《孟子》中“天下之贱，工也”之句相嘲。但未久，“兵部效之，户部继效之”。又，同治五年(1866)，一个叫做杜凤治的地方官赴广东广宁县当知县，据其日记记录，十月二十四日，“天未明抵广宁官埠，人夫、衙役、书吏、执事人等，均已齐备;天晓即行……将至，城捕厅张公来接。有兵百余人，及三班七房均跪接入城，至公馆暂憩。”知县上任，手下一班人要出城跪迎。好大的官威嘛。

　　晚清的康有为曾写了一篇《拟免跪拜诏》，对跪拜礼的流变作了一个扼要的回顾：“(先秦时)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到了康氏身处的那个时代，跪拜礼原来所包含的向对方表达礼敬与尊重之意已经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贱之意则日益凸显出来。难怪康氏的朋友谭嗣同要猛烈抨击清王朝：“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所以说，跪拜礼的变迁，绝不仅仅是礼仪流变，背后其实是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一位清代人已意识到：“夫拜跪，细事耳，而所关甚巨。自古宗社之巩固，由士大夫之有气节;气节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识廉耻。”清人跪得那么殷勤、欢快，无非是士风的退化。如果我们去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便会发现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诫皇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一名清初的士子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说了。宋代的平民见官，尽管也讲尊卑有序，但大体上还可以维持尊严，见多识广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长，常抓着官府的短处不放，跟官员争长短，也不给领导好面色看。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见官得先跪拜叩头，我还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门呈交诉状禀词，都以“蚁”或“蚁民”自称，官府称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蚁”。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现得如此卑贱，只怕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跪拜礼已经被赋予了强烈的自示卑贱的内涵，康有为才想替光绪皇帝《拟免跪拜诏》。不过事实上要等到清廷被推翻，跪拜礼才正式宣告终结。今天有一些志在复兴国学的朋友，在收徒等场合恢复了跪拜礼仪式。对此，我的评价是，多此一举，徒增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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