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子”也写作“分子”，是一个老词，打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流行。这种叫法，本身显示凑份集资、群策群力的风气。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便是一例，四处募捐修祠堂，颇有古代乱集资、乱摊派的意思。至明末清初之际，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通常在圈子里做事，朋友同事一有人结婚，自己心里就发紧。唉，又要破费了，请柬似罚款单。遇着好友办喜事还心甘情愿，偏偏常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诸如没见过面的亲戚、同学的弟弟、单位管锅炉的临时工，不胜其烦。但是，请柬本身具有制度强制力，效力不亚于交通警察开的罚单，收到请柬的无一例外赶紧凑份子钱。这规矩打从明朝就开始了，一直传到现在。
所谓份子钱，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原本并不局限于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寿、满月、动土、丧葬等等都可以凑份子，但是凑份子以婚喜事最盛。份子现象与东亚文化紧密相关，与儒教泛家族主义以及群体取向的社会组织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光中国人凑份子，日本、韩国也有凑份子风俗。为透彻分析份子钱的运作，这里选闽南人的婚事习俗作一案例，透过份子钱，分析当中包容的人情制度成分。
份子的生成
每份份子价码与筵席市场行情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稳定态博弈均衡，价码总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与物价水平及民众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以闽南为例，喜宴份子钱的总和，在扣除筵席开支后通常略有盈余，也就是盈头，调查每家每户大多如此，屡试不爽。除非主人执意免收红包，否则很少出现份子钱不够开席现象。何以出现这种好像精心设计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钱价码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说，按照当地物价及喜宴规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计，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
既如此，盈余从何而来?答案是少量至亲好友为了表达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钱作贺礼。比行情多出的钱，在人情语言上意味不同寻常的关系，是造就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闽南，20世纪80年代后期普通市民份子行情是每人50元，90年代中期涨到100元，近亲好友则需300~500元乃至1000元，各城乡社区风俗略有不同。从凑份子的消费机制，经济学看到的是客人自己宴请自己，但社会学看到份子钱的生命，充满了丰富的人情语言，客人们要表示的信息尽在其中。除了运作人情，份子钱的功能也包括向主人捧场，以及熟人圈的交流聚会。
份子钱现象折射出熟人系统运作目标：一、自己要排场(即面子);二、熟人要捧场。旁观者有义务，所有人不能例外，这折射出一种共生哲学。讲排场要有财力，如果主人财力不够，就利用人情制度融资，有点像民间标会或互助会，大伙儿集资来给主人捧场。主人落下面子，客人们赚个热闹。单就个案看，似乎主人占便宜，但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家都会有红白喜事。
反过来，有了凑份子制度，婚礼只能大操大办，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亲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还要风俗做主。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闽南民间只认“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认法律夫妻和结婚证夫妻。夫妻不管有无婚姻登记，都要鞭炮、排场公示，否则大家就不认他们夫妻。若在农村，没经过鞭炮甚至不给新娘分地。
面对凑份子大操大办，各人心态不一。主人有喜欢热闹的，也有好清静的，有爱排场的，也有怕劳命伤神的。客人有衷心祝贺的，也有应付了事的。大家各怀心事，逢场作戏。但习俗带有强制性，演员要演出，观众要出席。越是现代，熟人关系越淡薄，人情习俗就越薄弱，三心二意应付吃酒的客人就越多。应酬二字，越来越具无奈之意。主人拟定名单伊始，就颇费心机。每选定一个对象，都面临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请，还是不请?如请，会不会来?不来，自己会不会没面子?如果不请，对方会不会怪罪?熟人的舆论是否会怪罪?这种情形，尤其在考量那些边缘熟人时很费神。与此同时，客人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接到一张请帖，不啻接到罚款单，不去得罪人;去也很烦，费钱费时，应付不起。
有请必赴更麻烦。前面估算，一个熟人圈平均大约二百多号人，当中每户都可能办喜事。即便每家平均10年办一次红白喜事，每年就要应酬二十多摊份子酒席。花费时间不说，以平均每次红包100元论，每年支出两千元以上，这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碰上至亲好友结婚，额外红包高于平均数。再遇上农历吉利月份，各家集中操办婚事，城里大小酒店爆满，这时红包支出就是天文数字，压得大家叫苦不迭，“人情风”变成“人情疯”。
收钱的主此时当然高兴，热闹有了，排场有了，还有赚头，不亦乐乎?然而，快乐何其短暂，忧郁何其漫长。低头看人情账一五一十地挂着。霎时间笑容烟消云散，手中盈余不够下月凑别人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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