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有一句话：“凡商贸繁华处必有晋商，有晋商居处，必有会馆。”明清时期，晋商四海称雄，富甲一方，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晋商所到之处，修建了一处处会馆，辉煌之时，晋商曾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约400处山西会馆，其中有三处就在天津。“称津地为幽燕沙漠之区，僻处荒凉，人烟绝少。自国朝定鼎以来，海宇永定升平，居民渐臻繁茂，而远方来贸易者，云集其间，至今称极盛焉。”从初建山西会馆的碑记上可以看出，当时贸易繁荣的天津，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贾。

　　山西商人是一支在天津近代城市经济发展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力量，因他们势力很大，山西会馆也是当时天津众多会馆中规模最大、服务功能最全的。雄踞中国商界几百年的山西商帮，对于旧时天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是山西会馆还是山西商人，都在天津的城市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故事。

　　山西会馆在天津有三处之多，先是山西烟业商人在天津河东杂粮店街建立了第一处以山西烟商为主的会馆，而后山西十三帮商人建起第二处山西会馆，另有学者表示，在杨柳青镇，山西商人还建了第三处山西会馆

　　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说：“山西会馆有二。在河东杂粮店街者，为西客烟行聚议之所。一在锅店街，凡山西盐当杂货等商，馆内各有公所，栋宇巍焕，局面堂皇。内赐关圣帝君，无僧道住持，该馆存项甚巨，皆本省人捐纳。”天津社科院专家胡光明对此解释说：“实际的情况是山西烟业商人冯承凝、贾汉英等发起, 于乾隆廿六年，在天津河东杂粮店街建立了第一处以山西烟商为主的会馆。此后，以山西十三帮商人为代表，最晚于嘉庆十二年，在估衣街中间建立了保存至今的天津第二处山西会馆。”

　　两处山西会馆由两类山西商人所建。清代，在天津经营烟草的商人以山西人为主。随着烟草的深入传播，吸烟的人不断增加，近代天津名人戴愚庵在《沽水旧闻》中云：“庚子先，天津吸纸烟者，稀于威凤祥麟，而抽旱烟者，则触目皆是。”随着吸烟者的增多，天津烟草业逐渐形成，为了保护大家的利益，实现公平竞争，山西烟草商人成立了山西会馆和天津烟业同业公会。

　　至于创建第二处山西会馆的十三帮商人，则是盐、布、铁、铜、锡、茶、皮货、颜料、烟、帐、当、银号、杂货等各业的在津经营者。盐业是天津的主要经济资源，山西商人以经营盐业为主，盐商居山西商人十三帮之首。天津博物馆的近代史研究学者刘莉萍称：“由于商业的发展，山西商人创建了专营汇兑业务的钱庄，解决了货款长途运送的不安全和运送费用等问题，从而方便了客商的贸易活动，钱庄也因此获利众多。其后山西商人竞相效仿，汇兑业在天津发展起来。天津首先出现的专营汇兑业务的钱庄，可以说是现在金融业的雏形，从而反映出它在天津近代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两处山西会馆的创办可以看出，山西商人在天津的经营，对早期天津的烟草、钱庄等行业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除了这两处山西会馆外，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宋美云和刘莉萍等学者都表示，在杨柳青镇，山西商人还建了第三处山西会馆。

　　山西商人吃苦耐劳、重诺守信、精打细算，长年奔波于外而忠于职守，因此以忠义传为世间楷模的关羽，成为山西商人的保护神，据曾在锅店街山西会馆生活了18年的赵友人回忆，山西会馆位于天津市原锅店街的西头，连接估衣街，呈长方形

　　据山西省的历史研究者讲述，所有山西会馆的共同特征有二：一是都拜关公，有关帝庙或关公殿;二是都有戏楼。山西会馆是明清商人会馆的典型代表，其内在的商业议会、资本运作体制等对今天的商会等的运作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宋美云记述：天津山西会馆的建立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上。会馆最初实行的是值年制，以资本雄厚的商人为总值年。值年首人秉公办事，他们轮流换班，均须协力举善，勿得徇情，又设有司事、馆役等管理会馆事务。会馆的管理与运行机制一般都可从不断完善的会馆规约中反映出来，规范个体行为、进行内部整合是会馆的主要功能。

　　山西商人吃苦耐劳、重诺守信、精打细算，长年奔波于外而忠于职守，因此以忠义传为世间楷模的关羽，成为山西商人的保护神。每逢农历九月十七，各帮齐集，按会馆的碑记所载：“公至会馆内，恭庆关圣帝君金龙四大王神前，呈供献戏一天，以求神灵默佑，永保平安。是日之期，务望善台驾临早至拈香，准定上午六点钟到馆，每号一位，各带香资大洋贰元，至期祈勿推误。”

　　对于天津的山西会馆，曾在锅店街山西会馆生活了18年的赵友人有很多回忆。1941年他在锅店街山西会馆内的“恒昌号德记绸缎庄”学做买卖，一直到1948年才离开。到了1989年，他又回到在山西会馆临街大门改造的门面开设的“华鑫祥纺织品公司”任职，直到2000年年初才离开。一座会馆半个多世纪所经历的风云，都在赵友人的见证之下。

　　据赵友人回忆，山西会馆位于天津市原锅店街的西头，连接估衣街，大门坐北朝南，西至范店胡同，东至近仁里，北至侯家后，是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会馆的正门是上半圆下方的门，门上有写着山西会馆四个大字的匾，再上边是门楼的八角窗户。会馆正门两边建有两层楼的门面十大间，靠东边有通往会馆内的便门。由正门向里走，经过道进入二门，由戏楼下直通戏楼大院，戏楼左右建有钟鼓楼。往前走是关圣大殿院的门，两边有两个大石狮，再往上是汉白玉台阶，通过木栅栏门经过牌坊，就到了左右有东西配殿的关圣大殿院。牌坊两边各有碑亭一座，再往前走经东西配殿前绕过院中间的花坛，再上汉白玉台阶就到了关圣大殿前有汉白玉栏杆的殿前平台上。

　　会馆正门经常关闭，日常走东便门，由便门进去有一段过道，对面是磨砖雕花砌成的影壁，影壁上挂着山西旅津同乡会和山西旅津小学校的牌子。当时在天津锅店街开设“永信蔚油漆颜料庄”的汾阳人蔚官年担任山西旅津同乡会的会长，他委托其他人负责日常工作，如向各家商铺、住户收房屋租金，对会馆建筑的维修管理，每月的初一、十五给关圣帝上供品、烧香等工作。

　　山西商人在天津的传奇，除山西会馆之外，在小洋楼也留下了诸多痕迹。位于赤峰道70号的乔映霞旧居，其昔日的主人乔映霞是清代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长孙，民国初年执掌大德通票号，1917年迁居天津

　　乔映霞的经历，也让以他祖父乔致庸为主角的《乔家大院》的故事有了续集。乔映霞的性格与祖父颇有几分相似，他头脑灵活、处事老练，乔致庸对他寄予厚望，倾力栽培。乔致庸去世后，乔映霞作为祖父特别培养的“接班人”，顺理成章成为乔氏家族的当家人。

　　作为当家人，乔映霞继承了祖父的家规，对家人同样要求严格，爱护有加。他对教育很重视，希望乔家后代都能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于是他在祁县乔家堡创办私塾、小学堂，还聘请了著名教师、学者、拳师等，教授乡里子弟念国学、学新学、练武术，后来还让乔氏子弟中的优秀者，到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学习，毕业后又供他们留学深造，因此乔家很多子弟都受过新式教育。

　　1917年，乔映霞带着家人正式移居天津。因为当家人来天津，所以那以后乔家不少子弟来天津求学，渐渐的，天津的乔氏后人多了起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乔家绝大部分人在1939年前后从祁县迁居平津。乔家大院的故事，从此从山西的大宅院转到了天津的小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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