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王朝来说，袁世凯的存在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袁世凯手握重权，掌管新军，在朝中结交庆亲王奕勖，又有一些列强作他的强硬后台。事实证明，对于清朝的灭亡，袁世凯的逼宫是致命的一击。载沣察觉袁世凯的野心时，袁世凯已经羽翼丰满，载沣对此十分忧虑，他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相传，载沣胞兄光绪帝留有“杀袁除恨”遗旨，隆裕曾面谕载沣杀袁为先帝报仇。载沣手中握有谕旨，又有王公相助，急欲除袁。载沣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密商此事，但张之洞力劝载沣说：“现今刚遭国丧，不宜杀戮旧臣。”张之洞提醒载沣，袁世凯旧部遍布于各镇新军之中，轻言杀袁，会引起军队混乱。
出于维稳的考虑，载沣放弃了杀袁的念头，以“现患足疾，步行维艰”为由，将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但此时的袁世凯已有渐移国祚之虞，罢免他对形势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反而是放虎归山，留下后患。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很快就占领了武昌。第二天，起义军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宣告湖北省独立。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当时，全国共有18个省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清廷满朝文武中竟找不出一位能领兵打仗的。北洋新军虽军力强大，却是袁世凯一手创建起来的，完全不听载沣这个摄政王的调令。庆亲王奕劻等人趁机向载沣保举袁世凯，而袁世凯此时正在河南老家，归隐养病。
为形势所逼，载沣只好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请他出来收拾残局。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并不为之所动，反而向清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陷入政治困境中的载沣只得接受袁世凯的筹码，解散皇族内阁，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将军政大权全部让给了袁世凯。至此，载沣彻底交出了自己的权力，“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他回到王府时，面对全家人的哭泣，神情淡然地告诉嫡福晋瓜尔佳氏说：“从此就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自幼身披光环的皇族子弟载沣，彻底退出了历史政治舞台。此后，他每日与书为伴，舞文弄墨，绝口不谈政治。
出身皇族的载沣被推着登上摄政王的权位，为此背负了很多骂名。但是，鲜有人知道，这位被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却赢得过孙中山的肯定。1912年9月，孙中山曾经拜访载沣，慰勉他和平交权。孙中山深知，载沣在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心中早已有除掉袁贼的念头，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次日，载沣回访孙中山，获赠题字照片，并表示：“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载沣的话并非客套，而是他真真正正地放下了权势，心安理得地过起安逸平和的生活。
事实证明，载沣并非庸碌之辈，他的政治眼光具有超人的判断力。1915年，袁世凯复辟，载沣说了两字评语“胡闹”。83天后，袁世凯一命呜呼。当天，载沣洒酒祭奠二哥光绪皇帝，说：“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贼逆天，已遭报应。”1917年，“张勋复辟”，载沣表现得极不热诚，很多人登门拜访，劝说他复出重掌大权，但他从头至尾都未参与，又是两字评语“胡闹”。果不其然，复辟丑剧只维持了12天。后来，溥仪在日本人的哄骗下潜往东北，载沣认为“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溥仪曾多次请载沣带全家搬去，均被载沣拒绝。日方人也屡次来游说载沣迁往长春，妄图借他的威望加强日本统治东北的合法性。深明大义的载沣不为所动，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径，在日寇强大的压力下照旧过着朴素的归隐生活。此事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以及具有的政治胆识和魄力。
可以说，载沣的一生，所追求的是一世无忧、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他没有强烈的权力欲与支配欲，相比之下，他更注重生活。他很推崇白居易的一篇诗句：“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放下权势和负担之后，载沣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后半生无病无痛。1951年，他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魏家胡同29号。
1960年1月26日，在全国政协接见特赦回来的溥仪及其家族成员时，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到载沣，说：“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从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到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清王朝一共经历了296年，其间，数位儿皇帝登基，但摄政王只出现过两位，一位是开国时期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逊帝溥仪的摄政王，同时也是溥仪的父亲—载沣。冥冥之中似有定数，这两位恰好是清朝的一始一终。尽管扮演着丢失政权的不光彩的历史角色，载沣，这位统治中国三年的摄政王，还是坦然走下帝国权力的巅峰，“回家抱孩子”，过起了平常生活。此后，他还坚决抵御了多次复出掌权的诱惑，甘心过普通百姓的日子。
曾为统治者的爱新觉罗家族，最后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后没有被赶尽杀绝，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绝对是个奇迹。究其原因，这应当得益于载沣在掌权期间形成的宽容的政治气氛。反之，如果当年清王朝不顺应潮流，坚持暴力血腥镇压民众的正义诉求，那么，等待这类统治者的必然是悲惨的下场。回想当年，26岁的汪精卫刺杀26岁的摄政王载沣失败被俘后，世人都以为汪精卫必死，载沣却出人意料地予以释放，此时的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却表现出了难得的自我控制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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