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太子的一天天长大，卫子夫也在一天天的衰老，往日浓密的秀发不断脱落。

　　汉武帝是个喜新厌旧的人，他的眼中只有后来进宫的李夫人、钩弋夫人，对于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宠爱一天比一天冷淡。以至于到后来，卫皇后要见汉武帝一面都很困难。

　　当太子刘据降临人世时，他是29岁的汉武帝唯一的儿子，随着几个异母弟弟的出世，汉武帝明显不如以前那么喜欢刘据。

　　这也不能完全怪汉武帝。刘据是汉武帝的儿子，但性格却像祖父景帝和曾祖父文帝，性格偏于仁厚，在惯于开拓进取的汉武帝看来，这个儿子比较老实窝囊。

　　卫子夫和刘据两人一天比一天感到不安。汉武帝是个聪明人，他当然觉察到这一点。但他也不想违背祖宗成法，废长立幼。

　　卫青去世前大概向汉武帝表达了自己对太子地位的担忧，汉武帝对卫戾太子刘据，帝王与女奴的爱情结晶青说：“太子性格沉稳安详，肯定能使天下安定，不会让朕忧虑。如果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君主，谁还能比太子更合适呢?”话虽这么说，卫青还是很不放心地离开了人间。不久，年轻有为的霍去病也过早去世。太子先后失去了两大靠山。

　　尽管有汉武帝的承诺，但太子的地位还是面临挑战。首先是李夫人试图改立自己儿子昌邑王为太子。但是由于李夫人过早弃世而作罢。

　　李夫人以后，接着得宠的是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在怀孕十四个月后，为六十三岁的汉武帝生下了儿子刘弗陵。

　　晚年得子的汉武帝喜不自胜，说：“我只听说尧帝是母亲怀孕十四个月降生的，没想到如今钩弋夫人也为我生了一个怀胎十四个月的儿子。”于是立即将钩弋生子之处的宫门改名为“尧母门”。

　　汉武帝这一做法大大不妥，暴露了他潜意识里想立幼子为储君的想法。尽管刘弗陵虎头虎脑，聪明伶俐非同寻常，但是拿他跟尧帝相比还是不伦不类。对于大汉王朝来说，功莫大于高祖皇帝，德莫高于孝文皇帝，但即使是汉高祖和汉文帝也不能跟传说中的尧帝相比。尧帝在中华文明中是人类文明生活方式的开创者，拿一个刚刚出世的小孩子跟尧帝比，把他的母亲比成尧母，那把皇后和太子置于何地?

　　这件事给太子刘据带来的压力很大，也给一些小人传达了信息，他们认为汉武帝真正想立的接班人是刘弗陵。有人甚至准备密谋扳倒太子，讨好汉武帝，从而平步青云。

　　有一天，太子刘据进宫探望母亲卫皇后。母子二人谈得高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太子一看时候不早，急忙匆匆告别，这事让宦官苏文看在眼里。

　　第二天，苏文就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昨天很晚才出来，可能与宫女有奸情。”汉武帝听了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两百人。

　　刘据觉得不对劲，托人打听了一下，知道是苏文在搞鬼，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对父亲身边的人怎么样，只有自己更加小心而已。

　　苏文和手下的常融、王弼等人都是汉武帝身边的贴身宦官，他们一直在侦察太子刘据的过失，动不动就向汉武帝打小报告。

　　卫子夫知道这件事后，多次劝太子向皇上说明真相，将这些小人处死。刘据性格比较仁厚，不想让父亲感到为难，总是说：“只要我没有过错，不怕他们说坏话，以父亲的聪明，应该不会轻信谗言。”卫子夫说服不了儿子，只好劝他处处留心。

　　又过了一段时间，汉武帝生了一场病，让常融喊太子过来，常融挑唆说：“太子有喜色。”汉武帝听了没吭声。等到太子来了，汉武帝仔细观察，看到太子有哭过的泪痕，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刘据进来以后为了让父亲高兴，却假装有说有笑。汉武帝仔细盘问常融，让他跟太子对质，探出真情后，立即杀掉了常融。

　　这一来让苏文之类的宦官很害怕，觉得如果不把太子搞掉，将来难免一死。宦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人身是完全依附于皇上的，因此每次新皇帝即位后总是宦官们最紧张的时候。新皇帝爱用从小侍侯自己的宦官来取代从前走红的宦官，而失去皇帝保护的旧奴才们，晚景就相当凄凉了。因此要想摆脱这样的命运，就只有靠为新主子立下不世的拥立之功这一条门路可走。苏文显然从“尧母门”中获得了启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太子，以便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能够即位。

　　对于太子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宦官，也不是来自他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弟们。

　　太子最大的危险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跟汉武帝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这当然有天性的因素，太子天性就是仁厚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来自教育。

　　汉武帝是个富有进攻性格的人，他一改汉朝初年崇尚无为而治的政治倾向，对外开拓疆土，对内任用酷吏，在个人生活上以占有帝国最漂亮的女子为乐趣。

　　汉武帝的上述性格并没有遗传给刘据。刘据小的时候，汉武帝就给他建立了博望苑，找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教育太子。除了学者，博望苑里还有很多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反对汉武帝的开拓进取政策，他们无法改变当今天子，但是希望改变未来的天子。而日理万机的汉武帝是无暇顾及太子究竟学了些什么，又究竟在考虑什么。

　　直到汉武帝年老的时候才发现太子是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汉武帝晚年为了顺利交班，开始有意识的让太子参政，目的是为了树立太子权威，以便将来能够驾驭群臣。每当外出巡游时，汉武帝总是把日常政治事务托付给太子，等回来以后再由太子把处理情况汇报给他听一下。

　　刘据在处理问题时对于汉武帝过于严酷的做法有意扭转，这样做得到了百姓的欢迎，而执法大臣们内心自然不高兴。

　　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也难免面对着苛刻挑剔的眼光。所以，古今中外历史上，二把手接不到班的情况很普遍。

　　政治权力不容分享，即使在父子之间也是如此。在父子行政倾向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只会越来越明显。

　　太子是个内向、不愿意解释的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以父亲的英明肯定会理解自己，所以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来不去与年事渐高的皇帝父亲去沟通，争取父亲的理解。

　　而汉武帝也很少批评太子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为了帮助太子树立威信，也许是在暗中观察太子处理问题的方式，他总是对外声称太子的一切作为完全符合律法和礼制。虽然，很多时候他对太子的一套很不以为然，觉得像我这么能干的父亲怎么生出这么窝囊的儿子。

　　太子辅政时已经是30多岁的人，这个时候卫子夫已经年老色衰，除了极少数礼节性的场合，这位名义上的皇后已经见不到自己的皇上。帝国的两个最有权力的男人之间已经不可能通过第三者进行沟通，也许汉武帝想：我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太子刘据和汉武帝执政理念方面的差异一天天暴露在朝臣和百姓面前。大臣们中间有的人支持太子，也有人反对太子。那些宽厚长者都愿意支持太子，那些渴望在征战杀伐中建功立业从而拜将封侯的少壮军官觉得太子妨碍了他们的前程。而汉武帝时代的酷吏则认为太子破坏了律法的尊严和权威，他们担心的是太子上台以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汉武帝身边的一些宠臣和太监也唯恐太子登基后的清算，开始密谋要把太子拉下马来。

　　江充的出现加快了事情的进程。（原文来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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