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等远播海外，与西洋各国在文化交流的同时，开辟通商之衢，进行经贸交流，谱写了人类航海史上崭新的篇章。与西洋各国在文化交流的同时，开辟通商之衢，进行经贸交流是郑和下西洋的另一大要务。

　　郑和下西洋开展经贸活动形式是多样化的，其中朝贡贸易是一种主要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通常是船队到达一地后，以皇帝的名义向当地国王或酋长颁发赏赐，同时接受他们的纳贡，或由他们事后遣使到中国朝贡。这种贸易形式，往往是赏赐大于贡纳，实行“厚往薄来”的贸易原则。其次，官方贸易是明朝政府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之一，郑和船队装载有大量的中国特有物资，到海外适当地点换取所需贸物，这种贸易有的以物易物，也有的是用钱币购买货物的。例如前面提到的金锭，便是用钱币直接购买的货物。对此，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翻译官)马欢，在他的《瀛涯胜览》一书中对郑和船队在海外的经贸活动(如交易方式)有详细描述：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以后哲地并富户各以宝石、珍珠、珊瑚来看……如某宝石若干，该苎丝某物货若干，即照原打手价无改’。”这里记述的是在古里国的交易过程。据此郑和船队在海外进行商品贸易活动的过程与细节，犹显眼前。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都满载着中国盛产的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丝绸、农具、漆器、雨伞、书籍、土帛布、麝香、樟脑、大黄、柑桔、肉桂、茶叶、米、谷、豆等大宗货物与亚非诸国进行公平交易，每到一处，便出现“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的热烈动人场面。

　　《瀛涯胜览》还记述：在暹罗国，“中国宝船到，亦遣小船到水上买卖”，在满刺加国，“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各舡并聚，又分宗次前后诸番买卖”。在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在柯枝国，“名称哲地者，皆是财主，专一收买下宝石、珍珠、香货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来易苎丝、磁器等物”。在阿丹国，“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天方国，“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明代张燮撰《东西洋考》云：所至各国“好市华人磁瓮”。郑和下西洋开展的经贸交流可谓盛极一时，前所未有。由于交易公平，双方诚信，对外经贸交流还含有民间贸易的成分，船队的官兵常携带一些家乡货物到海外出售，并从国外换回一些物品。这也是郑和下西洋贸易交流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史料记载统计，郑和七下西洋所输入中国货物计185种，其中香料29种、珍宝23种、药材22种、五金17种、布帛51种、动物21种、颜料8种、食品3种、木材3种、杂品8种。对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及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空间，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比如，永乐、宣德制造青花瓷的上等色料——苏麻离青，即索马里青，因产自索马里而得名。该青料含锰量低，含钴量高，其色明艳，色性稳定，优于国产青料。该料即由宝船队大量购回，保证了中国青花瓷举世无双的最优品质。

　　郑和对下西洋的目的回答得很清楚，在他亲自撰写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中明确写道：他下西洋的目的是“赍币往赉之”(ji，赍币，带着钱币进行贸易)。但是，由于郑和航海资料在宣德年间被毁，加之西洋所购物品的缺失乃至空白，对于下西洋进行贸易交流的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郑和研究中对进行贸易交流的态度不很明朗，常常把“踪迹建文”视为主要目的。300年后清康熙朝大学士张廷玉编撰的《明史》，称郑和下西洋在扬我国威的同时，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之说，也影响了对郑和下西洋进行文化与经贸交流的研究。直到2000年，明代梁庄王墓在湖北钟祥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郑和从西洋购买的金银珠宝，经专家考证确认是郑和从西洋各国所购，郑和研究沉闷的局面才被打破，史学界认识到郑和下西洋的确是去从事海外贸易的，经贸活动也是他的主要目的。

　　梁庄王朱瞻垧(ji)为永乐帝孙，其墓出土文物品类众多，数量甚巨，有金锭、金壶、缠臂金饰、青花龙纹高足瓷碗以及金、银、玉、珠、宝石、铜、铁、铅、锡、瓷、陶、漆木等各种材质的珍贵文物达5300余件之多，其中各类宝石就有5000多颗。珠光宝气，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经专家们考证，这些宝石非中国所产，却与郑和有关，正是郑和下西洋时从西洋等地所购之物。出土的金锭为月牙形，共两枚。这两枚金锭的出土让考古队员们庆欣不已，格外，惊喜，因为金锭正面刻有重要文字。一枚金锭上镌阴刻铭文：“随驾银作局销镕 捌成色 伍拾两重 作头季鼎等 匠人黄关弟 永乐拾肆年捌月 日”。而另一枚金锭上镌刻的文字则是：“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 捌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永乐十七年四月，正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际，这两枚金锭所刻文字及其大量珍宝，成为目前可见的郑和下西洋唯一通蕃实物。考史料，永乐十七年(1419年)四月这个时间节点，正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历十九国回国的前夕，或已在返航途中。此金锭当是用沿途购买的碎金块融铸而成。金锭长 132.5毫米，腰宽45.2毫米，厚16毫米，重达1948克。除自身重量外，其“含金量”(史料价值)更是非同一般。

　　郑和下西洋大规模的经贸往来，使“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互通有无，双方获利均丰。“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麒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明人严从简这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欢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可见，郑和下西洋所从事的经贸交流活动是客观真实的历史事件。距郑和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六百年后，在郑和开辟并奠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前提下，由中国倡导的、多国参与的、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或正在形成时，郑和闻知这个消息，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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