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也是生命充实的艺术。东西方的悲剧艺术，都气象宏大，内容丰满，用极大的张力去表现悲壮的主题。中国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三国史本身而言，无所谓悲剧喜剧，只是一段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历史，蜀国东吴灭亡，算不上悲剧，也算不上喜剧，西晋统一三国符合历史潮流，值得肯定，但也没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然而，这段历史一旦进入文学作品，尤其是历史人物成为文学形象之后，感情上的取舍就来了。
《三国演义》有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具体代言人就是蜀汉集团。刘备是仁义的代言人，整部小说对于刘备，极少负面描写，从平原县令到携民渡江，再到白帝城托孤，一代仁君的形象贯彻到底。诸葛亮是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代言人，前半部用兵如神，后半部死而后已，三国史上那么多贤相能臣，“演义”给他们的篇幅都是极其有限的，唯独给诸葛亮的篇幅却是大幅泼墨，极其大方，从火烧新野到星陨五丈原，对他的赞美和渲染从来就没吝啬过，“演义”几乎成了半部诸葛亮传。再如忠勇的代言人关羽，神勇的代言人张飞，胆量的代言人赵云，魏国东吴虽然也有勇猛战将，战斗力并不亚于这三位，但都没有像这三位那样俯视全书，成为“神”。
《三国演义》在故事架构和人物塑造上，有着很明显的倾向性，即“拥刘反曹”的倾向，全书的节奏主要沿着蜀汉走，诸如第一回就是刘关张闪亮登场。在作者看来，蜀汉集团就是价值取向的终极。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作者极力讴歌维护的理想的高大上集团，却无情地失败了，等于是价值的终极端被撕毁了。刘备的死、关羽的死、张飞的死、诸葛亮的死，这些章节的文字都能显示出作者的叹息之情，甚至还是书的高潮部分。关羽死了，还不罢不休，追吕蒙之命，惊破曹操之胆，这当中其实寄托了作者的不甘。而对于曹操的死，则未免有微词，一方面肯定曹操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又说：“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作者寄托了理想的蜀汉集团，没有对得起作者的主观愿望，在历史的潮流中以失败者的姿态被淘汰了，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就叫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当然，蜀汉集团被塑造成古代理想的终极，也有历史的积淀，起码在唐朝的时候，民间说“三国”的时候，老百姓听说曹操败了，就开心大笑，听说刘备败了，就伤心地哭。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还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而诸葛亮的《出师表》，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成为仁人志士的励志典范，从杜甫到岳飞到陆游，《出师表》都是上佳精神食粮。文学作品的取向，还是植根于大众的。
《三国演义》用了极大的张力去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趋势，英雄豪杰的主观能动与历史客观规律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双方有时候是撕扯的。例如诸葛亮有北伐的壮志豪情，却饮恨以终。即使是取得了成功，却转眼成为陈迹，即“是非成败转头空”，当下的光鲜成为他日的故迹，也叫人悲从中来。中国传统的审美有一个领域，叫做吊古。吊古总是充满着沧桑悲凉，其实并非一种消极情绪和负能量，而是以一种跳出局部圈子从整体观照历史的眼光，曹操也好，孙权也好，刘备、诸葛亮也好，关羽吕布也好，一方面是历史的闪光点，另一方面却是转瞬即逝的流星，个人功绩的短暂和历史的无限所形成的矛盾，恰好是一种充满张力的悲剧。
当然，这是从悲剧的角度来解读《三国演义》，至于《三国演义》是不是悲剧，解读的空间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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