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宋史》，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有宋一朝，文人的地位和幸福指数是其他朝代所不能企及的。他们状元及第就可以跨马游街，四处夸耀;开封也像盛大节日一样举城狂欢。这在宋以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就是写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郊，也只是在那里自鸣得意。这轰动的社会效应还只是起步，中举后的经济待遇那才让人馋涎欲滴。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放眼上下五千年，恐怕没有哪个朝代文人不对此眼红吧。经济权益在中举后就为他们准备好了，而政治地位的显赫可以说达到了巅峰。文人的地位远在武官之上，就连专门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长官枢密副使都由文官担任。虽然岳飞、狄青等也做过枢密副使，但是这已经是武将的最高官职了。说宋朝文人的幸福指数高，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还有一点，那就是人身安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宋朝几乎没有文字狱，即使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也只是被流放，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而被杀。这在明清两朝那简直就不可想象。
宋朝的文人为什么如此幸福呢?这应该和赵匡胤尊重和善待读书人密不可分。作为开国皇帝，他深知文人在安定人心、治理国家上的重要性。因此，他不但重用读书人，建隆三年还在太庙里立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表言事者”的誓词，并规定后来的天子们都必须恭读。这份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被宋朝历代帝王严格遵循，并最终成就了文人。
说赵匡胤善待读书人，我们可以从几个小故事里读出其中的况味。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广为流传。乾德五年，平定了四川叛乱，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非常满意。赵普急忙拍马屁，把朝廷里的许多喜事都套在“乾德”这个年号上。翰林学士卢多逊突然不动声色地说：“真可惜，乾德是伪蜀国用过的年号。”赵匡胤派人一查，大吃一惊：乾德是前蜀的年号，还是亡国的年号。这让赵匡胤人丢大了。怎么处置赵普呢?他并没有因此而弃用赵普，只是将他招到御案前，蘸饱黑墨，在他的脸上乱写乱画，弄得他翰墨淋漓。
按说，这事不治赵普的罪，也该治卢多逊的罪，而赵匡胤却以这样一种诙谐的手法收了场。而赵普呢?从此发奋攻读，并三任宰相。
一次，赵匡胤在后苑用弹弓打鸟。一位文臣说有急事奏报。他马上会见，一听是件小事，非常生气。自己的兴致就这样没了，他质问那个人。那人很有气节，他说，我以为它比打鸟要紧得多。赵匡胤火了，抡起斧柄打他的嘴。那人弯腰捡起被打落的两颗门牙放入怀中。赵匡胤气更大，你捡它干嘛?难道还要去告我?那人说，我告不了你，不过史官会把它写进历史。赵匡胤听了，转怒为喜，赏赐了很多金银绸缎给他表示慰问。
那文臣如此执着，直言敢谏，难道一个史官真的就可以吓倒赵匡胤吗?显然不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赵匡胤平时对待文人的态度。
又一次，他设宴招待群臣。翰林学士王著(原是后周的臣子)喝醉了，思念故主，当众喧哗起来。群臣大惊，都为他捏一把汗。太祖却毫不怪罪，命人将他扶出去休息。王著不肯出去，在屏风后放声痛哭。第二天，有人上奏要求严惩王著。但是赵匡胤说：“他喝醉了。在世宗时，我和他同朝为臣，熟悉他的脾气。他一个书生，哭哭故主，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让他去吧。”
一个臣子在帝王面前如此狂妄不羁，而赵匡胤还能这样器量宽宏，除了他有收买人心的考虑，更重要的还是对文人的看重。不然，就是换了李世民，恐怕这王著小命也会不保。
正是由于赵匡胤的大力扶持和重用，并能够做到身体力行，才使得文人在整个宋代有着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尊严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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