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中世记渐渐远去的时候，西班牙人也没弄明白，既非黄金又非白银的信用工具究竟能有多大意义？银行账面的负债怎么又成了货币？这使得西班牙人虽自1556年开始的约200余年时间内，从南美的塞罗里科山开采并提炼出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塞维利亚。大量白银扩大了西班牙人在欧洲的贸易，支助了他们在欧洲的战争，却无法避免16世记遇到的信用风险，甚至无法让西班牙人在经济衰退中获得帮助。相反，荷兰和英国继承了中世记意大利人发展起的金融王国，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日趋完善的信用体系，才有了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然而，人类最早的信用工具，既非近代荷兰人与英国人的首创，甚至也不是中世记地中海北岸的伦巴第、威尼斯或热那亚等城邦国家，在海上贸易最早使用的汇票。

最早创造出信用工具的那批人，说起来让现代人感到震惊。这是距今5000余年前,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Sumerians）。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约比古代巴比伦文明还早2000年。苏美尔人不仅有自己的楔形文字（cuneiform），有自己的宗教与教育，还有商业交易活动，甚至有人类最早的国家形态——城邦国家。这不是传说，中国人关于苏美尔人的知识信息，可能最早来自陈衡哲先生的《西洋史》。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爵士率领一支考古队，在波斯湾与巴格达之间，发掘出苏美尔人居住的一个城邦——乌尔，其中大量的出土文物保括刀剑、头盔、乐器等，此外还有大量泥板。这些泥板系由黏土为主要材料，估计还会添加其他便于粘合的成份，才能牢固而不坚硬，方便长时间保存。不同用途的泥板，大小不一，但都必须在泥板在未干时，先刻上楔形文字，待干后便可保存。这些泥板表明苏美尔人对交易活动的记录，苏美尔人的教育系统，还显示出苏美尔人对天象的观察记录，以及60进位制的数字计算系统。尽管苏美尔人创造的60进位制，后来被阿拉伯人的10进位制所取代，但60进位还是被现代人所沿用。如世界各国计时与时钟的设计，就是以60秒进为1分，60分进为1小时。苏美尔人留下的这些泥板，统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泥板”。

对于本文而言，所关注的是苏美尔人怎样创造了信用工具。苏美尔人在交易中形成和使用的泥板，正是人类最早的信用工具。在更远古的、完全没有货币的实物交易中，交易双方都承担高的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高到某一程度时，交易便以失败告终。即便苏美尔人开始使用白银，如银块、银锭、银环或银片（1922年的考古发现，已显示苏美尔人使用白银作为交易手段），形成实物充当货币与作为贵金属的白银同时流通，交易者仍感到不方便——交易费用过高。

譬如：某甲用一只银锭再加50斤麦，换取某乙的一头牛。由于某乙对如此交易条件感到不满意，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到当年秋天，由某甲再追加30斤麦（远期）支付给某乙。

即：银锭﹢50斤麦﹢30斤麦（远期）﹦1头牛

但是口说无凭，要想让交易成功，方法是借助泥板——在泥板上刻下如下文字：

兹定于秋季收获时，支付给泥板持有者（乙）30斤麦。

这意味着这块泥板在交易中充当了信用工具，并交给某乙。泥板事实上成了持有者（某乙）向对方（某甲）提供信用的依据。这是一块有价的信用工具，面积约相当于我们手上的一本书，其价值﹦30斤麦（远期）。

不过，美索不达米亚泥板作为信用工具的出现和应用，并非到此即大功告成，其中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程序。通常研究金融史的学者，容易忽略这一程序。这是因为，一般研究金融史的学者似乎对当代经济学前沿理论方面准备不足。其实只要一个简单假设，即可明白这一程序的重要性。

假设到了秋天，手持泥板的某乙向某甲索取30斤麦，此时某甲突然翻脸不认账，某乙怎么办？某乙若发动家属亲友带上刀诉诸武力，强行索取本该属于自己的30斤麦，某甲事先也同样作好防守准备，甚至力量更强大，某乙恐怕需支付更高的成本了。这一假设显示，作为信用工具的美索不达米亚泥板，要想获得那个时代的认可，就必须有一个作为超然于交易双方的第三方，而且这个第三方必须是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黑社会组织。

1997年，马里兰大学奥尔森教授（Mancur Olson）在他的最后一部力著《权力与繁荣》里，证明了经济发展对于国家权力的依赖关系，其实也间接揭示了美索不达米亚泥板对于国家权力的依赖。没有国家权力，上文中的某乙，绝不敢轻易向某甲提供以泥板为凭据的信用。另一位新制度学派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在《国家理论》一书中，异曲同工地将国家理解为制度与合约的第三方实施者。当某乙与某甲为泥板的信用产生冲突时，作为第三方的国家能够凭借自己的权力，使甲、乙双方的交易合约获得强制实施。易言之，美索不达米亚泥板作为信用工具，要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基本前堤是必须有一个充当第三方的国家。

有趣的是，古代苏美尔人竟然满足了他们所创造的信用工具——美索不达米亚泥板——所需的这个前堤。他们先有自己的城邦国家，然后才创造出古老的信用工具。上文所涉英国考古学家在1922年发掘的大量文物，正位于苏美尔人的城邦国家之一——乌尔的遗址。此后考古学家们又陆续发现苏美尔人其他城邦国家的遗址，包括埃利都、拉加什、喀什、乌鲁克、尼普尔等。这些城邦国家之间，以运河与界石为边界分割。由于水权与贸易道路等方面的争端，引发城邦国家相互间的战争。原在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闪米特人也屡屡向苏美尔人发起攻击与掠夺，征服与掠夺是游牧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闪米特人的一支——阿卡德人曾是苏美尔人最大威胁。现今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代。

乌尔是苏美尔人最后的一个城邦国家，公元前1763年，闪米特人占据巴比伦城（Babylon）的另一支——阿摩利人，在汉谟拉比(Hammurapi)的率领下，用武力强行占领乌尔，其后又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起古巴比伦王国，苏美尔人渐渐消失或被同化。古巴比伦为人类留下一部《汉谟拉比法典》，到了公元前六世记，新巴比伦王国又为人类留下一个美仑美奂的建筑奇迹——空中花园。直至公元前550年，由大流士（Darins）一世统一的波斯，又彻底征服巴比伦。

但苏美尔文明不会消逝，而是被古巴比伦人继承下来，当然包括作为信用工具的美索不达米亚泥板。古巴比伦的商业与交易活动之繁盛，足以证明这一点。泥板的转让很快衍变为债权的转让，并凭借从苏美尔人那里继承而来的计算技术，巴比伦人很快又在借贷中学会使用利息，包括高利贷以及复利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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