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要走向近代化为何必须要通过革命的手段而不可以通过立宪来实现呢?其实清末的革命党实力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都不是很强大，革命党要到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组织北伐时才真正具备有实力。而近代中国革命党多受日本的影响较大，清末出洋留学的主要分为去欧美与日本，去欧美留学的大都去专研学问了，但凡去日本留学归来的鲜有不参与革命的，日本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而日本就是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的，君主立宪又是一种较为温和、易于实现的改良方式，所以在理论上中国也可以仿效日本通过君主立宪走向现代化。那么清末立宪派为何不能率先通过君主立宪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呢?

　　从民族情感上来说，我们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国家，我们显然更乐意接受一个以汉人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完全排斥、完全不能接受一个以少数民族裔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我们其实向来都很包容，如果在今天的体制下的话，我们也能接受一个少数民族裔来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就像美国人接受奥巴马一样。在过去，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所建立的王朝，也都能被汉人所接受，并没有太多的民族隔阂存在。按过去的王朝正统观来看，从秦汉到魏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再到隋唐到后梁这一传承来看，这些王朝都是汉人所建立的。而后梁被后唐所灭，后唐可以算是真正第一次无太多争议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被承认为中国正统王朝，而接连的后晋、后汉也都被承认为正统王朝，而同时期的南方多个汉人割据王国却都未被承认为正统王朝。这在于后唐、后晋、后汉都已深度汉化，与汉人其实已无大异。

　　就像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史思明一样，虽然都是胡人，但即便其造反成功，做了皇帝，其所建立的政权也必然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一样，不会引起什么民族问题来。但是当南宋、大明被灭亡后，在许多汉人、朝鲜人、日本人看来都认为“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朝之后再无华夏。”甚至同时期的朝鲜、日本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中华的继承了。这在于这两个王朝都拒绝汉化并且深惧被汉化，牢记自己为征服者、中华为被征服地区、刻意打造民族界限，将其本族的利益置于整个中国利益之上，像元清两朝这样就很难被汉人从心理接受。 所以，如果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只要其足够汉化，像被北魏孝文帝彻底汉化过的北魏一样，像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一样，视其本族与汉人基本同等相待，那么这样的君主立宪制也相对较容易被人接受。

　　而满清自其入关起，为长久维护其本族利益，刻意制造出民族间隔阂来。过去西方学者在介绍清朝时，通常将清朝分为中国本部、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六大部分来介绍，认为这是西方国家为肢解中国而制造的图谋。其实，这就是清朝统治下实实在在的行政状况，有些像英国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一样，彼此界限明确，民族、语言、文化风俗也都泾渭分明，很不一样。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缺乏一个整体的国家认识，反而更像一个联邦体，所以革命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之际还是以“铁血十八星旗”为旗帜，“十八星”也仅寓指当时的汉地十八省，并不包括整个大清疆域;至于蒙古、回疆、西藏更是认为自己就该是一个个独立的主体;满人更是视满洲为其根本，其入关后不久，就驱逐辽东汉人到关内，并且广植“柳条边”以防止汉人向满洲、蒙古移民，将其他区域视为其征服的战利品，就像一个蛋糕，在其有能力独享时其独享，在其无能力独享时，其也宁愿与列强分享。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等诸如此类的话语才不足为怪。

　　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是怕这个国家变得如何如何地糜烂、如何如何地水生火热，而是深怕这个国家的任何变革或进步会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因素让自己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所以，其必然从中掣肘，成为中国进步的阻碍。正因为其将满人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极其惧怕被汉化，其既得利益与整个中国的进步相背道，才会阻碍国家的进步，所以中国要想进步、要想走向近代化就必须推翻满清打破这个阻碍。

　　随着民族主义的日益觉醒，清初的一系列暴行，也让汉人不愿意接受一个满人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与后唐不同，后唐建立前，李克用家族就被大唐封为节度使，长期帮助大唐平定农民起义，并没有民族间的那种令人发指的暴行， 所以汉人并不怎么抵触。而满清自建立起，就伴随着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其入关前，在辽东就有一系列的屠城行为;入关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一系列暴行更让汉人刻骨难忘。民族内部的暴行，就好比你的母亲被你的父亲家暴一样，你虽然也很愤慨，但最终你也能渐渐原谅、遗忘;但民族间的暴行，就像你的母亲被陌生男人打了一样，那种愤恨与耻辱，是你永远不会遗忘得掉的。

　　还有清朝的“剃发”政策更是汉人难以泯灭之痛，汉人王朝从未对少数民族有过强制的衣冠发型行为。且不论这种辫型有多么地缺乏审美观，如何地被西方人嘲笑为“猪尾巴"。对极为重视“孝道”、极为重视华夏衣冠、讲究儒家传统的汉人来说，剃发易服无异于精神阉割了，这是对一个民族的自信与尊严的摧毁与践踏，会让你觉得即便你有西楚霸王那般的英勇与气概也会妄称个男人的感觉。所以，在满清统治下的国民都显得极其愚昧与懦弱。

　　就政治开明程度而言，满清也离君主立宪制要求相去甚远。表面上是清承明制，施行的是大明那一整套政治制度，但满清在骨子里却是一个奴隶制部落。在其入关前，就俘虏大量的汉人、朝鲜人为奴，在其入关后，又通过大量圈地来强迫失地汉人投充为奴,并为之颁布极其严酷的逃人法，连被封为靖南王的耿仲明竟因为私藏了几个逃人而被吓得自杀了事，可见满清制度的另一般。

　　而满清的跪拜礼仪完全就是奴隶服侍奴隶主的仪式表现，在讲究“士为知己者死”、心目中的明君都是“礼贤下士“的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这种跪拜礼仪也让人觉得毫无半丝人格。康雍乾时期又大兴“文字狱”以加强对汉人的思想控制。

　　当一个后生向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政坛”不倒翁“曹振镛请教官场之学时，曹振镛回答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末代恭亲王毓嶦曾经服侍溥仪二十余年，据其所讲：“在溥仪眼中他只是臣子，奴才。溥仪可能认为自己是主宰世界的人，是天下万人之尊，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奴才，甚至连他的皇后也不过如此。”清朝这种制度是一种将奴隶制与集权帝制糅合的产品，这种制度的专制与黑暗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过的。夏商周虽然也是奴隶制，但是一种分封式的，并不怎么集权，更不会视同族与宗人为奴，朝政基本还是比较开明的。

　　在明朝初期，的确也比较集权，但那也是受元朝影响比较大，像廷杖之刑就是蒙古人的遗留，元朝也是带着典型的奴隶制部落特征。但到明中期后，已经基本形成了内阁制，所以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国家机构仍然可以运作，万历帝特别想立宠爱的郑贵妃之子福王为太子，大臣们就是不同意，万历帝也只好作罢，崇祯帝后来特别想迁都，无大臣附和，迁都之议也只好不了了之。而这些在清朝都是不敢想象的，清朝要立个太子，哪个大臣敢吱声个半句?咸丰、慈禧太后他们要逃跑时，哪个大臣敢出来拦着?清朝的官员只知道磕头如捣蒜，一切但凭皇上圣裁。明朝官员气急了连皇帝都敢骂，而清朝官员却连话都不敢讲，可见两者之间的政治开明程度的差距。就此点而已，清朝也离君主立宪制要求相去甚远。

　　所以，我认为清末之所以不可以通过立宪而必须通过革命走向近代化主要是由以上几点原因而决定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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