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期的空前繁荣之后，伊朗经济在1975年盛极而衰。由于世界石油需求萎缩，油价骤降，政府财政从上一年的盈余20亿美元一变为73亿美元的赤字。大手大脚已成习惯的伊朗当局被迫实行紧缩政策，两年内将开支削减了190亿美元，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
伴随着经济的下行，长期被炫目的经济增长数据掩盖的问题浮出了水面。面对商业衰退和国家过多地管制市场，商人们怨声载道。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业生产也出现了巨大损失，这与“白色革命”的初衷截然相反。十年前，伊朗还能够向外国出口谷物、稻米和食糖，而197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却需要进口小麦250万吨，大米30万吨，肉羊250万头。相当于每个伊朗人一年中有一个月的口粮依赖外国供应。
城市的局面同样糟糕。几百万收入低微的伊朗人在超过20%的通货膨胀中挣扎。除了少数企业里的技工，绝大多数工人收入微薄：四口之家平均日收入55-204里亚尔，而一公斤米和肉分别卖到90里亚尔和220-250里亚尔，一间房租金每日100里亚尔，众多工人只好全家住贫民窟。贫富差距大至骇人的地步：在德黑兰的大资本家一天进账5万美元，从来不必在乎周末是到欧洲还是北美购物;与此同时，小农每年只能赚到150-200美元。
对国王鼓吹的“伟大文明”的高期望值和令人沮丧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伊朗民众普遍感到不满。在伊朗这样一个既没有工人运动传统，也没有民主选举历史的伊斯兰国家，人们很自然地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因为“现代化和那种被大肆吹嘘的社会发展并不能带来心灵上的安宁”。
这对巴列维国王而言绝不是一个好消息。早在“白色革命”开始后，国王便与伊朗历代王朝的传统支持者毛拉(伊斯兰教士)势不两立了。土改摧毁了毛拉们对农村土地的占有，给予妇女选举权更是被视为对《古兰经》的背叛。早在1963年，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伊玛目)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就公开发起了对国王的抗争，面对“准备让刺刀穿透我的心脏，也绝不向暴君屈服”而又深孚众望的霍梅尼，巴列维最后无可奈何，只能将他驱逐出境。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卡特还称赞巴列维国王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创建了一个“稳定之岛”。可卡特刚离开伊朗，这个“稳定之岛”立即陷入伊斯兰革命的狂潮之中。1月7日，国王的御用报纸攻击流亡国外的霍梅尼是红色殖民主义者(指苏联)和黑色殖民主义者(指英国人)的工具，引发库姆神学院的4000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警察向示威者开枪，造成约7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库姆惨案”。抗议浪潮从此蔓延全国，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而曾经狂言“那些反对宪法、君主制度、国王的人只能在监禁和流亡之中做出选择”的巴列维，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是一种在政治上自杀的自相矛盾政策：既实行自由化政策，又试图抱着专制王权不放;面对自由化政策释放出来的政治参与诉求，在妥协和镇压之间犹豫不决，频繁地寻找和惩罚替罪羊。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1978年12月10日，100多万民众走上了德黑兰街头，要求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拥护霍梅尼为国家领袖。此时，就连巴列维统治的支柱——强大的伊朗军队也出现了动摇，霍梅尼警告士兵，如果向民众开枪，“就如同向古兰经开枪一样”，这导致了军队中下层士兵士气的彻底瓦解。
就在国王大厦将倾之际，1979年1月6日，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建议”巴列维出走：“现在你离开伊朗的时间已不是以天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巴列维在回忆录中哀叹：“我像一只死耗子一样被美国扔出了伊朗。”十天以后，国王带着家人乘上了他的价值1.15亿美元的波音707专机，神情黯然地踏上了流亡之路。半个月后，霍梅尼从巴黎飞抵德黑兰。为了保持穆斯林清贫艰苦的生活方式，他把专机的头等舱座位让给了随行的记者，自己则坐在飞机的地板上。300万伊朗人排成32公里长的队列欢迎他们的领袖归来，他们等到的霍梅尼回国后的第一句话是：“君主制时代已经结束。”
事实上，“白色革命”和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梦想也都在这一天宣告终结——1979年2月1日，号称得到70万军队、全体工人和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国王还是败在了没有一枪一炮的宗教领袖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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