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关中平原这样的大块冲积平原相比，湟水河谷的体量是很不起眼的。湟水以及它的支流并没有能力形成连片平原，只能河流的两岸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河谷平原。这样的体量，放在沃野千里的华北平原旁边，估计是没有机会成为一个一级地缘板块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汉帝国决心向西扩张，以减轻来自匈奴的北方压力之前，湟水河谷并没有成为关中各政治体心目中，必征的对象。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湟水河谷并非生成在那些并不缺少农业用地的地理单元，而是隶属于极限之地的青藏高原。

仅从一个数据——人口数量就可以看出，湟水河谷在青藏高原的重要性。我们知道，除掉被新疆、四川、甘肃等省份，分割掉的部分边缘区域，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是被西藏和青海两个省级行政区所分割掉的。其中位置靠近中央之国核心区的青海，人口数量要更多些，约为560万；而西藏人口则正好是青海人口的一半，约280万。这其中湟水谷地的面积，在青海省的比例，不过2.2%。放大到整个青藏高原的基数上，更是不足1%。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体量，却拥有青海省55%的耕地面积，将近60%的人口。也就是说，仅一条湟水谷的人口数量，就超过了整个西藏。

在英国皇家空军奇迹般的抵御住纳粹空军的猛烈攻击，避免英国本土沦陷后。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套用在湟水谷地之于中央之国的地缘作用上也同样适用：“在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中，从来没有这么小体量的地缘板块，对中央之国渗透、控制这么大的地理单元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她的幸运来自于，湟水河谷并非独立存在于青藏高原腹地，而是与黄土高原紧密相连。黄河之于二者之间，更象是一条使之联系更为紧密的纽带，而非一条地理分割线。在汉帝国开始研究这个渗透青藏高原的前进基地之前，居住于湟水河谷与陇西高原的居民，就已经通过水运而关系密切了。只不过，这种交流中的重要载体，并非是我们常见的木制船舶，而很有可能是更有地缘特色的“羊皮筏子”。

仅仅是在上世纪初，那些操弄皮筏的“筏子客”还经常顺湟水而下，与陇西、河套地区进行商业交易。那时候充沛的河水，使得从西宁到宁夏的水上运输线毫无障碍。相比之下，在河西走廊与黄河流域的交往当中，就无法利用到“水运”这种量价比最高的运输手段了。

湟水河谷（湟水谷地）并非是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上，唯一有可能强力渗透的地理单元。不要忘了，湟水河谷是一个更大的地理单元——河湟谷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湟水河谷的旁边，最起码还有一段黄河谷地有着类似的地理条件。从地理结构上看，一条支流与干流基本都是呈“丁”字相交的。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湟、河相汇处的黄河上下游地区，都是“河湟谷地”的一部分呢？

答案并不是这样的。包含在河湟谷地这个地理单元中的黄河谷地，仅指的是湟、河交汇点上游的一段黄河河谷，而包含这个点在内的下游河谷，则隶属于陇西黄土高原板块了。细分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被归入“河湟谷地”的那部分黄河河谷和湟水河谷一样，是在青藏高原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也就是说，无论从内部地理环境，还是周边山地的状态来看，“河湟谷地”都更容易形成类似的地缘特色。

假如你的手边没有大比例的地形图，而只有一般的行政地图的话，要想认定河湟谷地的范围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它与陇西高原的地缘分割线，就是青海省省界的最东端。在青海省会西宁，与甘肃省会兰州之间，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条带有地缘分割性质的行政分割线。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巧”，我只能说，这就是“地缘”的力量。

在行政地图上找到河湟谷地的西部边界，也并不困难。在青藏高原东部最显眼的地理特征——“青海湖”的东边，我们可以沿湟水一直向东，依次找到海晏、湟源、湟中、大通、西宁、互助、乐都、民和八个县市；而在湟水之南的黄河两岸，与湟水相对应的区域里，贵德、尖扎、化隆、循化四县，则基本覆盖了青海境内，能够适合开发为耕地的，所有的黄河谷地了。加上这段黄河谷地，整个河湟谷地能够占据青海省的耕地、人口数量都超过八成了。说一句“得河湟者得青海”并不为过。

有一些资料，将河湟谷地描述这一个由黄河、湟水包夹而成的三角洲地带，但实际上这种在低地区经常见到的地理形态并不存在。即使是河、湟相汇的甘肃省永靖县，你也几乎找不到这种三角洲平原的影子。事实上，河、湟两水能够在青藏高原东部，冲出两条稍具规模河谷已是相当不易，要想冲蚀掉河、湟之间的分水岭——拉脊山，估计要等到人类灭亡那一天了。也就是说，河、湟谷地，其实是两条线性排列，相对独立的农业带。不仅如此，由于河谷的横切面宽度有限，周边山地又过于强势。每一个今天能够成为县市级行政中心所在地的河谷，都可以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点。这种地理结构使得河湟谷地内部的地缘特色，并非以统一的面目出现。

一些古典时期的边缘民族，在向华夏文明学习农耕技巧的同时，依然有机会保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现在现在“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中华民族体系中，就是覆盖河湟谷地的十四个县市中，有五个是民族自治县（分别是大通回话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陇西高原与河湟谷地密切的地缘关系，也可以从这两个地区民族自治县的分布当中看出一二。在陇西高原西南部的甘肃省境内，与河湟谷地的“河”谷相连处（黄河南岸）你一样会看到相似的民族自治地区——临夏回族自治州。而在这个自治州所辖的县级行政区内，又夹杂有“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这种因复杂地理结构而出现族群相杂的地缘结构，也正是两千多年前，汉帝国西境地缘结构的轮回。当然，这些民族自治地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央之国对这一板块的控制力会减弱，只是出于在大板块相接地带的一种地缘现象吧。同样的，基于大的地缘背景（如共同的气候、生产方式），板块、民族之间相互交融的情况会更多。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和“沙县小吃”东西对立的小吃网络——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兰州拉面”店。其实并不是发明这种小吃的兰州人建立的，而是由那些走出河湟谷地民族地带的居民所开（象沙县小吃一样，政府当然起了主导作用）。只不过最近不知道是兰州方面还是青海方面的版权意识加强了，我见到有一些“兰州拉面”店已经更名为“高原拉面”了。

来自汉帝国的探险家们，在经行兰州进入湟水河谷时，应该还没有机会品尝任何一方所做的“拉面”。不过他们此行除了验证湟水河谷的农业潜地以外，很有可能还承担着另一项政治任务，那就是寻找中央之国的西部地理边界。

在华夏文化“海中地”的地理观中，这一边界是用“海”来标定的。就湟水河谷所处的方位来说，如果存在这样一片“海”的话，那就是“西海”了。仅仅是湟水流域寻找，这些东来的旅行者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整个湟水流域，并没有一片水域在体量上有“海”的潜质。不过当他们沿着湟水上溯到它的源头处时，就离成功不远了。因为他们再往前走一点，很快就真的可以看见一片“海”了，这片青色之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青海湖”。在现在的藏文化中，青海是笼罩着宗教光环的圣湖，不过在中央之国的地理格局中，它很早就开始承担着另一项重要的地缘任务，那就是为华夏之地标定西部的极限。由此，青海湖这个高原盐湖也荣幸的得到“西海”的标签。

事实上，如果汉帝国有意寻找西海之地的话，他们很可能并不是盲目的把目标指向湟水河谷以西。那些口口相传的，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化记忆，足以为帝国指明方向。唯一难以确定的，是华夏文明到底从什么开始，认为青海湖是自己对西部认知的边缘。假定湟水河谷真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那么这种认知就很有可能上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有可能记录这种记忆的最早的文字，除了那部被认为性质在神话传说与地理文献之间摇摆的《山海经》之外（西海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穆天子传》了。作为源自黄土高原的周人来说，如果他们在成为天下共主，并在东部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后，希望回到自己文化记忆中的起源地，来一次寻根之旅的话，应该并不意外。就好像现在的西方人，非常热衷于寻找诺亚方舟最终停靠的地点一样。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人类共同的疑问，对于家国天下的华夏文明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按照这个思路接下去推理的话，已经进化为父系文明的周人，在到达湟水河谷之后，看到的是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的，由“西王母”领导的部族，也是符合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的。只不过在后世闷骚文人加工的神话故事中，“西王母”变身成为了一位女性神袛，甚至最终成为了玉皇大帝的另一半。而为华夏文明标定西部极限的“西海”，也香艳的变成了西王母洗浴的“瑶池”了。

湟水河谷一带，能够承载华夏文明记忆的地理标签，并不止于西海，事实上在华夏文化当中有着更高、更神圣地位的一个符号——昆仑，也应该源自于此。我们知道，在大部分的人类文明中，都会有一座代表自己对相关板块控制权的“圣山”存在，华夏文明也不例外。用五岳来标定华夏文明区的框架，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罢了。在上古文明中，“昆仑山”才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标所在。

而这样一座华夏圣山，却并非是我们今天在地图上所看到的，纵横于青藏高原西北部边缘，为西域盆地西南边缘滋养绿洲的“昆仑山脉”。这样一个标注，其实只是汉武帝为了坐实帝国对西域的统治，而刻意玩弄的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移花接木之术罢了。就好像为了适应华夏核心区向南北两个方向的扩张，五岳之中的南、北两岳都曾经变化过位置一样。

实际上，如果古昆仑山是以一个点，也就是山峰的形式存在的话，那它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就是横亘于湟水河谷之北的“达坂山”。具体的说，就是最有可能存在于达坂山的东端那部分与湟水最接近的山体中。在所附的《西汉陇西地区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在青海、甘肃省界，与湟水包夹的夹角之间，看到这段山体的存在（也就是我标注“金城郡”的位置）。对于最初生存在湟水河谷的华夏先民来说，昆仑山既是他们生存之地的东大门，又是他们以后走出湟水河谷后，在陇西高原都可以回望到的“圣山”。至于说到底是哪个点，就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了。只能说，如果现在有多地来争夺带有华夏圣山地位的“昆仑山”标签的话，出自湟水河谷的竞争者，应该说是最有地缘基础的。（有资料表明，西宁以东，湟水中游的青海省乐都县，最迟在上世纪初已经在自己的行政区内开始建筑有关“昆仑山”的地标建筑了）。

尽管湟水河谷在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大家现在在一般比例的行政地图上，很可能看不到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位置与之相邻的河流——大通河。其实位于湟水之北，以“达坂山”为二者之间分水岭的“大通河”，与黄水属于同一水系。

二者在达坂山东合流之后，共同汇入黄河。也就是说，整个水系既可以称之为“湟水水系”，也可以称之为“大通河水系”。关键就看用什么标准来界定了。从历史以及地缘结构的角度看，湟水河谷的地位无疑是要远高于大通河河谷的。相比湟水河谷，近似于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大通河谷的地理、气候条件，就呈现出青藏高原的特点了。河之南的达坂山，河之北的冷龙岭，并没有给大通河留下太多横向发展的空间。除了部分河谷地段，发育出了些许河谷平原，能够用于农耕之外。大部分的河谷深、窄，呈峡谷结构。这种地理结构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大通河流域水势湍急，下切力强的水流状态，同样也使得在大通河上通航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古典时期，一条河流即不能提供成规模的冲积平原用于农耕，又不能为成为水路交通的重要载体，那它的地缘价值无疑就被大大压缩了。

当然，大通河流域对于人类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只不过在古典时期，大通河流域的森林、草场，更多吸引的是从事牧业的边缘部落罢了。而在工业化之后，象大通河这种水资源丰富、有足够落差的河流，又有机会以一种新的形势，为人类提供资源了。那就是通过兴修水电站，为人类提供电力。不过大通河能够在干、支之名的争夺战中，胜过湟水，并非是因为它现在能够奉献更多的资源。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按照现在划定流域干支的标准，一般是取长或取量。也就是说，一个水系上流最长或水量最大的那条支流，一般会被认定为干流。很不幸的是，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作为青海省毫无疑问地缘中心的“湟水”，无论是在长度还是流量上，都比不过它北面的大通河。所以在相关技术人员的标准下，大通河替代了湟水，出现在那些只标注干流的低精度地图上。

如果从地理的标准来看，这种做法并无可厚非。问题是，一张地图所显示的并非只是地理结构，而是包含人类存在信息的“地缘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以地理标准，而把湟水这样一条极其重要的河流，从地图上抹掉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话，不仅会让人无法直观认识到，湟水河谷的存在。亦会对一些朋友造成认知上的困惑，那就是：为什么西宁作为青海的省会，却没有处在一条大河之侧。而它北面被明显标注出来的“大通河”，边上却没有什么重要城市？

在物理标准和地缘标准之间，找到平衡点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并不难，那就是将湟水和大通河作为两条单独的河流分别标注，并加以研究。这种认知，其实也是千百年来，居住在达坂山南北的居民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这两条河流在汇入黄河之前，曾经出现的短暂合流，并不应当，也不会让人认为，它们应该被归入同一地缘板块。真正能和湟水河谷放在一起研究的，是之前我们解读的，南边那段黄河河谷。

之所以会在这里为“湟水”鸣不平，是因为这条河流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即使不考虑它与华夏上古文明之间的关系，仅从政治角度来看待中央之国的形成问题，我们也能够湟水河谷的地理位置推测出，如果中央之国想进一步渗透青藏高原腹地，湟水河谷将会是二者之间的必经之路。不过这样一条贯穿整个青海高原核心地带，由关中（长安所在地）直达青藏高原南部地缘中心——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所在地）的通道，正式为中央之国所知晓，要等到下一个强大帝国“唐”的出现了。那时候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部族，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期”，强大的吐蕃王朝史无前例的完成了青藏高原的统一工作。所以这条连接两大地缘板块的通道，被称之为“唐蕃古道”。而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成公主”了。

需要注意一定，在我们所吸收的历史知识里，经常会提到一些道路的开辟。然而这种道路的开辟，仅仅从官方角度来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官道”。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一条重要官道的产生，是不需要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来做到的。即使是史家把开辟东西方交通大动脉的功绩，安全归功于张骞“凿空”西域，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张骞在整个行程中，其实是在对已存在道路的一种考察。从这个角度说，贯穿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通线，也并非出现在唐代。最起码，藏族的先民应该很早就利用这条交通线，渗透到了青藏高原的南部。

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华夏文明已经融合了诸多边缘文化，占据了足够多的地理单元，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地缘板块之一，但总的来说，华夏文明是一个缺乏主动扩张力的文明，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爱好和平”。在经由夏、商、周、秦四代，华夏文明终于基本完整控制了地球上农业基础最好，面积最大的东亚核心区之后，中央之国的历史，开始推进到了王朝循环的怪圈之中。农业文明所带来的，对土地的强烈依附感，以及尽得天下可用之土的优越感，都使得华夏文明如果不是承受到了特别的压力，是很难再有向外扩张的欲望的。

对于汉帝国来说，最终扩张到河湟谷地这个青藏高原的突出部，也决非看中了这个板块当中，那对于羌、戎来说弥足珍贵的农耕之土。真正让汉帝国对河湟谷地感兴趣的原因，是帝国对这个板块的经营，有助于帮助稳定河西这条脆弱的走廊地带。

河西走廊的价值，无疑是体现在连通西域的枢纽位置上。

相对充裕的水资源，使得汉帝国在从匈奴手中，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后有基础移民实边，将其经营成一块有自给能力的战略级板块（而不仅仅只能提供战术通道）。然而这条通道，实在太过狭窄了，仅仅依靠来自陇西高原的战略支援，就要想将其稳定的留在中央之国的版图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及来自青藏高原的农牧民族，都有可能凭借他们强大的机动性，从中原王朝手中夺取河西走廊的控制权。

要想缓冲来自蒙古高原的压力，尽量延伸在额济纳河、石羊河下游的控制权是唯一的选择。占据这两个绿色突出部的意义，不仅在于把防线推进到了阿拉善戈壁的腹地，更在于让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在漠南缺乏向右翼渗透的跳板。这也是现在甘肃为什么，在中部有两个凸起的地缘原因。在华夏文明对河西走廊长达两千多年的经营史上，河西走廊的耕地已经沿着两河，稳定的渗透入了戈壁之中。

河西走廊的北线，已经依靠祁连山的恩赐而得到了两个缓冲点，那么南线呢？自然就只能靠农耕文明最有可能渗透的“湟水河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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