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流传千年的名句就是出自高适的《别董大》一诗。高适，字达夫、仲武，唐朝景县(今河北省衡水)人。他被后人誉为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为“高岑”。其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今开封禹王台五贤祠就是专为高适、李白、杜甫、何景明、李梦阳而建。后人又把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为“边塞四诗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被后世推崇的大诗人，曾经是一个满腹牢骚的“愤青”，到了晚年却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官僚。那么，高适究竟缘何会从一个“愤青”诗人，蜕变成为一个明哲保身的官僚的呢?

　　高适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唐王朝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但他本人也许没有感觉到。因为他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经走向衰落，从祖上做大官，沦落到他这一辈要靠躬耕田垄过活的地步，可高适却不愿意从事自力更生的活计。史书记载：高适“少落魄，不治生事。”却爱交友游历，总以建功立业自期。他曾自负地写道：“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二十岁时，他带着无限期望来到长安求取功名。谁知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他发现自己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于是，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高适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寻求立功，以求仕进，但仍然没有找到出路。此后，他在梁、宋一带过了十几年“混迹渔樵”，饱一餐饥一餐，甚至四处乞食的贫困流浪生活。就在这一时期中的天宝三、四年间，高适遇到了名满天下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诗仙李白以及正与李白同游的杜甫，他们在齐赵一带饮酒游猎，怀古赋诗，又曾到汴州漫游。这几个男人感情至深，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的程度，亲密关系若同今日之男基友。

　　与朋友同饮同游尽管很惬意。但是，长期不如意的下层生活经历，让高适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有情绪，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愤青”。和李白、杜甫一样，他写了大量抨击时弊的诗歌。哀民生之艰难，叹权贵之淫逸，感慨自己之怀才不遇，痛骂政要之有眼无珠……在李白的影响下，高适那些充满牢骚的作品很快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他的很多诗篇被广为传诵。《旧唐书》记载：“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高适的名气大了起来。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亲密无间好朋友终于要分道扬镖了。李白继续他的浪迹天涯，杜甫继续他的家庭生活，高适则重又开始了他的仕途奔波。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年近五十的高适，诗才被睢阳太守张九皋看中，经举荐，中“有道科”，不久被朝廷委任为封丘县尉。这个县尉相当于如今的县公安局长，官职虽小，也算跻身于官僚行列了。在这个位置上，高适彻底显露出了他的“愤青”本色。他无法忍受迎来送往的日子。做了将近三年县尉后，高适于天宝十一年挂冠而去了。临走时他留下一首著名的诗：“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这首诗让高适的“老愤青”形象跃然纸上。后人都认为他是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的。这也是高适作为“愤青”形象的最后一次表演。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五十四的高适毅然西行，投奔当时名气如日中天的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有一首诗是这样称赞哥舒翰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哥舒翰就是大唐王朝拱卫西北边陲的长城。这一次选择没错，高适被哥舒翰任命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这是一个重要幕僚的职位，这也是高适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他的仕途遂顺，而创作则渐稀。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时，高适辅佐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失陷后，高适抓住时机，抄小路昼夜兼程追赶正在向西逃难的唐玄宗，并在河池当面向唐玄宗陈述败亡的前因后果。在朝野一片混乱的非常时期，高适的勇敢与冷静得到唐玄宗的关注和赏识。将他突击提拔为侍御史，随即又升为谏议大夫。当唐玄宗准备分兵，以诸王分镇的形式改变战局时，高适看出了这一策略存在内乱的隐患，他直言极谏，认为不可行。谏言虽然没有改变唐玄宗的旨意，却吸引了太子李享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的目光。不久，分镇江淮的永王李璘果然起兵，准备割据。唐肃宗立召高适问策，他奏对称旨，断言永王必败。随即，他被擢升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高适又一次抓住了时机，不仅升了官，还赢得了“义而知变”的声誉。

　　与此同时，李白受到永王李璘的邀请，进入幕府，正在高谈阔论，自诩东晋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至此，从前在一起浪游的亲密兄弟，终于成了两个敌对阵营的冤家对头。

　　李璘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在唐肃宗部队的凌厉攻势下，永王李璘的队伍迅速土崩瓦解。在平定永王的战斗中，高适表现神勇，终因有功而官运亨通;但从前的好兄弟、好老师、好朋友李白却因“从逆”而锒铛入狱，成为“世人皆欲杀”(杜甫语)的人物。

　　关键时刻，李白曾写诗给当高官的老朋友，想请求高适相救出狱。天真的李白认为高适曾是自己的密友，一定会施以援手。殊不料明哲保身的高适对李白的请求，不置一词，不予援手，他此时考虑的是如何与政敌划清界限。因为，此时的高适已由一个“愤青”诗人蜕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油滑官僚了。

　　好在左仆射兼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曾受过李白的帮助)，不忘旧情，以解职相胁，为李白赎罪。一个无知的罪犯、天才的诗人因此得以解救，李白终于被“长流夜郎”了。

　　之后，“政治正确”的高适成了新贵，他曾任淮南节度使。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后又升任剑南节度使等职。回京后，官至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此时，早年的“愤青”已没有了愤怒，只剩下一副明哲保身的官僚躯壳了。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高适卒，终年六十五岁。

　　《旧唐书·高适列传》记载：“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因此，高适格外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飞黄腾达，而对落难的老朋友李白不理不睬也就不足为奇了。文人一旦富贵，便无足观。这几乎成了一个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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