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把王安石称作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发动改革之前担任的职务，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财政官。他在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治理文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在宋神宗的爷爷宋仁宗的时候。他在当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来经常被大家传诵的名句：“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很显然，他把财政、税收、国家的预算看得很重，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大家都讲三代之治，但三代之治的时候，大家都很穷。而现在不同了，没钱办不了事，抓不住财权，是要丢江山的。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开头就说到，宋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皇帝是一个好皇帝，你简直可以比尧舜，简直比尧舜还辛苦。为什么国家治理一团糟呢?原因就是国家没人才。可是，每天这么多的人才在考试、选拔，怎么就没人才呢?他说，因为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对。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其法。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可是，我们现在教的都是课试文章，学的都是文章词赋，让一帮只会考试的人来治理国家。他们会写材料和作诗，会考试，会谈思想，但是，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所以说，教不得法。因此，必须废词赋明经，扫除课试文章，建学校。
养呢?他认为也不得法。他说，财政归于中央，于是中央有钱了，就养了大批的官员，官员系统搞得很复杂，文武分开了，官与吏也分开了，历代从没有像宋代养这么多官。他说既然有这么多官员，再多的财政也担负不起那么多的办公费用，于是，官员的薪赋很低，还不断地降薪，可官员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丧葬。官员正常收入仅够糊口，根本就不能做个体面人。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让官员做到公正廉洁，不容易。
取，他觉得也很有问题。他说历朝历代都是能够选拔有能力的人，简而言之，按照能力，择贤而用，但宋代却是一切都按程序走，每一个职务都要干过，每个台阶都要待过。实际上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其实每一个工作都没干会，或者说，他什么都会一点儿，其实什么都不会，因为干一段时间就调走了。既然选拔就是走程序，那么官员只要不干事，就不会犯错误，于是按部就班升上去的，大部分是庸人。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觉得也不得法。对官员，没有一个科学的考核办法。科举考出来的人治国理政水平很难加以检验。加上为了防止专权，官不久任，导致地方治理出现一系列问题。
因此，王安石认为宋代的根本问题是在顶层，官员队伍不够专业化。如果说改革要做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专业化。就是按照干实事的标准，去改革组织路线。
再一个就是王安石说的“养”的问题，宋代以来，因为皇帝处心积虑，解散基层的社会组织，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解散天下休息之”，所以，国家办事只能依靠官员，只能依靠官僚系统，结果，官员的队伍就越来越庞大，而工资却越来越低，它又是国家办事唯一依靠的力量，掌握着权力，怎么能不腐败呢?
到了宋代，官僚阶级就算彻底形成了，它与皇权国家之间是对立的，皇帝要控制官僚，而官僚就用腐败和不作为来反抗，因为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所以，官僚不作为，国家机器就运转不良，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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